企业生态创新是我国亟待提升的重点领域

1.1.4　企业生态创新是我国亟待提升的重点领域

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商业挑战外，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于社会和环境的挑战。换言之，企业不仅要考虑市场份额、盈利能力或产品生命周期等核心业务，也要考虑与非客户群体、周边环境甚至生态系统等那些以往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的竞争力甚至存亡将越来越取决于它们能否应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事实上，很多成功案例表明，如果战略选择得当，来自环境的要求不仅不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反而可能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当前环境下生态创新已成为企业增长和获利的关键驱动力，能使企业获得超群的增长。生态创新企业通过创造性的技术改变，比对手更拥有竞争优势，从而在特定产业内拥有主导地位，甚至减少每个企业的环境影响，推动产业整体的可持续性。同时，生态创新也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例如环境成本下降，未来的环境责任减少，市场份额增加和新的市场机会，以及良好的环境形象（WBCSD ，2000）。大量案例研究表明，生态创新企业由于生态效率提升及形象塑造，通常比其对手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Lam ＆ Hills ，2011 ； Frondel et al.，2007 ； Oltra et al.，2008）。

例如宁波贝发集团开发的“gogreen”绿色环保系列文具中， 60天内自动降解的卷笔刀，不用订书针的订书机，木头、废旧报纸等材料做成的笔和笔记本等，成为文具行业中的亮点，受到许多国内外客商的欢迎，尤其是欧美客商大多有环保产品要求的采购预算，所以这类设计新颖的文具颇受欢迎且价格不菲，有效支撑了公司利润。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锐减的情况下，贝发仍然一枝独秀，在106届广交会上3天就拿到3000万订单，比上半年高出40% 。这正是因为摸准产业转型的脉搏，切入高端产业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从“制造”进入到“绿色智造”的产业拐点，其绿色订单被誉为行业的发展趋势。

全球化无疑会提升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这些新的生活标准也会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损耗和破坏，从而对自然环境提出更大的需求。许多经济学家和环境学家都认为国际化进程将会对环境、自然资源带来更多的压力和要求（Lerer ＆ Scudder ，1999）。新千年以来，企业毫无疑问面临着更多的商业和社会挑战，远远超出以往的市场份额、盈利能力或产品生命周期等商业问题。社会要求各公司处理和解决那些与其核心业务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而可持续发展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挑战。越来越多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存亡将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应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企业的生态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前提。废物的资源化、生态效率的提高、能源与资源消耗的降低和废物的减排都需要先进的生态技术和工艺。据我国环保部门不完全统计，2003 —2009年，全国环保系统对7000多家重点企业组织开展了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对5248家企业进行了评估验收。2010年9月和12月，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第一批（2766家）和第二批（1630家）全国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公告。其中，2009年全国有2139家重点企业开展了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有1291家重点企业完成了审核评估，有1125家重点企业完成了审核验收，提出清洁生产方案46999个，已经实施42963个；实施清洁生产方案削减化学需氧量6.4万吨、二氧化硫27.7万吨，节水4.1亿吨、节电26.2亿度，取得经济效益115.3亿元（环境保护部函〔2010〕369号）。

然而，当前我国企业的生态创新现状并不乐观。我国清洁生产审核实践表明，同样规模的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成本要比自愿性的高得多。例如重点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方案主要从“达标”或“减污”角度提出，虽然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显著，但产生的经济效益不明显，对企业吸引力不足，中介机构的积极性也不高。一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目的仅仅是通过验收，未能有效开展持续性清洁生产。甚至，有的企业对“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存在抵触情绪（郭启民，2008）。

再以生态工业园区企业为例，我国2000年开始生态工业园区的试点示范，截至目前环境保护部批准了33个国家级示范园区的建设，两批循环经济国家试点所确立的产业园区也是33个。这一数量相对于我国庞大的工业园区发展体系（仅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就超过1500个）明显偏小。即便如此，对这些示范园区的评估显示，企业生态化进程尚处于建设初期，且效率偏低。普遍存在着生态工业关键技术创新不足的问题，生态工业链中的物质流动过程和产品生产过程的生态化改造缺少技术支撑，制约了先进理念、管理和工具的有效发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物质的减量化、资源化和再利用。由于缺乏经济利益的吸引和长期制度的保证，园区企业只是暂时参与建立产业共生链，很难持续维护，更难以主动发现和建立新的产业共生链（郭莉等，2008）。生态化功能难以发挥，整体竞争力偏弱。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单纯有良好的愿望和形式上的实践是不足以实现生态化发展的， “生态”与“创新”并不是两者的简单组合，它需要体系的系统建构与机制的科学设计。

以我国的污水处理企业为例，目前多以生物处理为基础，依靠消耗能源创造有利于微生物的生存环境，强化其降解污染物的代谢机能，从而达到改善水质的目的，也就是以消耗能源为代价换取污水的净化，因此能耗高已成为城市污水处理厂主要缺陷之一。据资料显示，1980年日本全国污水处理厂共耗电22 ×10⁸kW ・ h ，重油10万公升，分别占日本当年全国电力和重油消耗量的0.1% ；1990年美国城市污水厂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0.1%～0.3% 。目前我国还没有全国污水厂能耗情况的准确资料，不过按一般二级生物处理电耗为0.30 kW ・ h/m³估算，即使是1997年的450 ×10⁸m³污水，如25%进行二级处理的话，年耗电将达到33.75 ×10⁸kW ・ h ，占全年发电量的0.15% 。因能耗过高，多数污水处理厂深受运转费不足的困扰，部分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或者达不到设计处理效果。能耗高已日益成为限制城市污水处理事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污水处理节能技术创新已成为一项迫切任务。虽然引进了国外的一些自动化控制和管理系统，应用了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检测仪表，各种新工艺、新设备也大量出现并得到应用，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污水处理率整体水平不高。即使在一些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污水处理厂也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各种类型不同等级的系统控制方式并存，仍然存在巡检和人工方式；虽然大量采用各种可靠性高的、维护简便的检测仪表和在线水质分析仪表，但由于目前使用的大多是进口仪器和仪表，在使用和维护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污水处理厂控制系统的监控和通讯功能在硬件和软件开发利用方面存在极大的不足，妨碍了处理过程的高效经济运行；许多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实际工艺不相符，给系统正常运行造成困难；污水处理厂的过程控制和污水处理厂的管理系统脱离，导致缺乏准确及时的原始数据和情况分析，信息冗余，准确性差，不畅通；计划能力差，使得生产不均衡，影响出水水质和能源的合理利用，而且有些水质参数不能实现在线监测，影响污水处理效果。导致上述现象的根源在于，我国在污水处理方面缺乏核心技术，导致污水处理厂即使拥有较为完备的硬件设备，也不能良好运行，管理水平和运行水平较低，污水处理厂能耗和物耗水平整体偏高，进一步造成运行成本很高。

这些问题表面上来看是属于设备引进过程中，企业消化吸收不够。但是其本质是生态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造成只引进不消化，或者只消化，不会变通和二次创新，导致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率。

总之，我国企业生态化实践尚为稚嫩，环境绩效不容乐观。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事实：

一是生态创新尚未成为企业的内在需求。目前企业主要还是囿于环境政策的约束，被动进行生态化改造；大部分企业还是片面追逐经济效益，仍然是将传统的规模扩张和成本降低作为企业的发展战略，对企业社会责任及绿色机遇关注较少，通过生态创新实现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尚未成为企业的共识。

二是企业生态创新尚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生态创新基础条件薄弱，创新资源投入不足，关键生态技术自给率低，生态创新能力薄弱，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尚是个难题。这也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企业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态创新类型？企业如何积累生态创新能力以达成长期竞争优势？政府应如何选择环境政策类型以促进企业生态创新实践？这些问题都亟待理论界给予有价值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