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卡夫丁峡谷”与中国道路

跨越“卡夫丁峡谷”与中国道路

许建康^[1]

当前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大都涉及中国的发展战略即政府政策的选择或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而研讨个中的深层理论问题则要求探寻各种选择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必然性作为事物的本质蕴涵在颇具偶然性的现象中，只有把握了必然的规律性，才能减少实践的盲目性。毋庸置疑，我们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做出一定的主观选择，那么，这个历史环境的独特性是什么，它们怎样制约着选择空间的自由度？笔者愿和大家一起探讨。具体来说，本文陈述三个相关的论题：一是中国道路，或者说，它与中国模式的关系；二是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当时提出论题时的场景及其历史意义，它与唯物史观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究竟是什么关系；三是今天重提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实意义。当今“世界发生了不寻常的变化并继续处在大变动之中。本世纪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国际格局可能朝什么方向演变，我们要努力缔造什么样光明的未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2]笔者认为，这需要首先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发展理论，包括社会革命理论，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道路的历史含义

从社会形态的大转变看，中国道路是指它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大国，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过程。什么是中国道路的起点呢？始自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逐步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3]这个大转变始终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进行的，这是中国发展道路最基本的历史环境。毛泽东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4]“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5]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归纳了十大方面，论述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如何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6]，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只是这十个方面的最后一个。因此，“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7]，“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地主阶级“二者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8]

毛泽东讲的这些话虽然发表在抗日战争时期，但绝不能错误地曲解为仅仅是针对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任务的判别，而是对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社会根本矛盾的阐述。如上所述，毛泽东论述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根本矛盾的重要依据，首先是帝国主义1840年以来的入侵把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而只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才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9]，因此，把毛泽东的上述论断误读为仅仅是针对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分析，把中国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仅仅归结为抗日战争，这样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在客观上起了篡改中国社会的性质、掩饰1840年后帝国主义列强（它们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的一大块变为殖民地）之侵略性质及其重大危害的作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79年的大部分岁月所处的世界历史进程尚未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时代特征的改变是新旧民主革命得以转换的决定性历史大环境。十月革命炮声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黑暗中摸索以致屡战屡败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从此有了指明航程方向的光辉灯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基本矛盾的结构^[10]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终于取代英国，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帝国主义旧的殖民体系瓦解了，但它们以新殖民主义的方式继续企图控制和奴役第三世界国家。苏东剧变以来，“南北矛盾”更加突出，战前老殖民主义方式的直接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再度甚嚣尘上。面临摆脱帝国主义的支配、争取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真正独立之艰巨任务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11]仅从尚在继续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刚刚开场的利比亚战争就可看出，这个关于世界诸基本矛盾不平衡发展的重要论断并没有过时。应当指出，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帝国主义压迫与中华民族发展的矛盾在战后仍在以新的形式继续，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中，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诸多现象背后风险颇为险恶的实质性方面。

抹杀了这个历史大环境，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及道路就根本无从谈起，更遑论中国模式了。这条道路从来就不是笔直的，不仅中华民族及其先进分子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循环往复、迂回曲折，对中国和世界的改造更是如此。这条曲折的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探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是不能简单地沿用流行的分析方法，把中国的变化视为与历史环境分离的一个独立有机体的自主演化，这样的分析单位和分析方法与170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和解放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迫、颠覆和控制，二者的对立是贯穿中国道路的根本问题和根本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揭示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历史规律，就不可能认识中国道路的发展规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一个是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时期，它又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包括先后形成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各自有着不同的基本发展模式。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由于其主观条件发生了变化，领导革命的政党性质、革命的阶级联盟及革命的目的等均与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12]。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总体上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有三个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政治形态的基本发展模式始终如一。第一阶段确立和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经济上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第二阶段通过改革开放实行经济体制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现在正处在第三阶段的开端，经济社会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的、公平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以上提到的中国道路中的五种模式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彼此有着内在的承前启后的紧密联系，不可相互割裂和对立。仅从其中的某一个模式看，它有具体的特殊目标及其实现所依赖的特殊手段和路径，还有相应的特殊制度安排，但每一阶段在模式上的选择和作为都是以此前历史累积的沉淀为条件和基础展开的，没有少年遑论青年，儿童、中年和老年何尝不是如此。某个发展阶段模式的特殊性不能覆盖中国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离开了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只论个性乃至就事论事的模式分析，不能较彻底地认识和解决好其深层矛盾，缺乏揭示中国道路本质的穿透力。因为某个发展阶段模式的深层矛盾，是受中国道路发展的基本矛盾制约的，是基本矛盾在该发展阶段的具体存在，构成了某个发展阶段模式现象背后的实质。

强调长时段的中国道路问题而不是具体历史时刻的某个模式，笔者无意中转换了解释历史的时空参照系。我们一般分析问题时，有意无意使用的都是以日常生活日历和钟表为计算单位的时空参照系，而考察中国道路问题的视角和方法却是社会形态的演变，使用的尺度是“世界历史时代”^[13]这样一个时空参照系。这两个时空参照系有所不同，前者是个别、特殊，后者是寓于前者叠加中的一般，理论研究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这两个时空参照系的转换问题，反对简单化和贴标签，既不能用关于时代特征的概括取代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也不能只看树木不见森林。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研究是一个典范。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与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

集中体现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经典文献主要有四篇。一是1877年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信中写道，马克思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4]二是1881年2月下旬至3月8日，马克思为给查苏利奇复信写了四个手稿，其中1～3封信都是草稿，最后的正式复信非常简单。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记述只出现在草稿中。三是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的俄文版序言，这是他们联合署名为宣言写的最后一版序言。四是1894年恩格斯为《论俄国社会问题》写的跋，重新回顾了这段历史。

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当时的俄国公社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土地是公社共有的，另一方面，家庭居住的房屋、所耕种小块地的产品是私有的。俄国公社的这种情况历史上在西欧和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但只是俄国在1860—1870年仍有大规模的遗存，并处在遭受严重破坏的历史时刻。当时俄国的革命民粹主义者提出，能不能在俄国公社的基础上跨越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不断写信向马克思请教。

在马克思看来，同时具有私有和公有双重因素的俄国公社，其矛盾的发展按照历史的惯性，私有的因素会逐渐战胜公有的因素，导致俄国公社的解体，但如果俄国发生了革命，至少要有这个条件（当时俄国民粹派正在鼓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才能阻挡俄国公社解体的趋势。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可以集中一切力量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以使用机器的大农业取代小块地耕种，这一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将是向未来新社会过渡的“直接出发点”^[15]。这种可能性不是俄国公社内部自我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强调，俄国公社保留到现在，有了一个与其他公社当初存在时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它与世界资本主义并存，因此可以创造新的历史条件来吸收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在土地集体占有制的基础上，利用西方现成的物质条件，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从而实现跨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提出的跨越条件是很苛刻的：如果俄国发生了革命，那么这个落后农业大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将作为信号反馈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后者革命胜利后，通过无私的援助把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优秀成果赠与俄国，这是俄国能跨越资本主义所必须具备的物质基础。关于跨越的彻底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讲了“三个一”：落后国家要跨越卡夫丁峡谷，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16]

虽然学界关于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有过长期的争论，而笔者认为，尽管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中没有出现“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样的文字表述，但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仍十分严肃和正式地把上述基本思想完整地表达出来了。“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7]

马克思1881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命运两种可能前途的瞻望，到1894年恩格斯为《论俄国社会问题》写跋的时候，已经尘埃落定。1881年3月1日从民粹派分裂出来的民意党秘密组织暗杀了沙皇，3月8日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正式落款。13年后的1894年，恩格斯对这场革命做了总结：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把所有的有产阶级全推到沙皇的怀抱中。在这13年间，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村公社的解体都在俄国迅速发展，“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18]资本主义发展对于俄国农村公社解体的“破坏性”“促进作用”，并未被预期的俄国革命“强大的反作用打破”。^[19]由于必需的新的历史环境未形成大气候，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终究未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列宁于1895年至1899年写成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对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过程，做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论证。

我们常说的唯物史观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与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究竟是不是自相矛盾的悖论呢？应该不是。“社会形态”或者“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的形成，是使用世界历史的时代尺度，对人类社会发展宏大历史阶段进行高度抽象概括的产物，抓住了各个时代的主导性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用及反作用的稳定结构。其特征是：在共时性方面，将所指时代的典型社会内部和世界范围中，与占主导地位社会形态并存的、非主导性的其他社会形态都舍象了；在历时性方面，主导社会形态的特征是其典型社会的发展总过程中处于全盛时期所充分展现的性质，它在兴起和衰落这两个时期展现的发展变化也被舍象了，即舍象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时代”的特征。在偶然性上对世界极其丰富多彩的具体历史演变过程进行如此诸多的舍象后，高度抽象出来的标志世界历史时代演变的社会形态范畴，在辩证逻辑上直接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即在时代发展的复杂因果链中保留了远因和主因，舍去了近因和助因，保留了连续性和确定性，舍去了突变及其随机性、不确定性，由在相互作用的广度和深度上最具常驻性、最稳定的内在联系构成了历史发展之逻辑过程的必然性。

由此可知，不能仅靠演绎推理，将五种社会形态演变的必然性等同于或取代对每个国家、地区或民族在各个历史时刻发展变化的具体分析。恩格斯明确地告诉人们：“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0]上述对社会形态范畴抽象过程和抽象高度的分析，正是对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在唯物史观核心内容方面的诠释。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还生活在“必然王国”中，历史事件及由其组成的历史过程受偶然性（或然性）的支配，^[21]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逻辑过程只是蕴涵和体现在具体道路的偶然性中，不能把共性等同于个性，对历史过程规律性的认识，要注重从实际出发的归纳分析。假如要求每一个别国家都清一色地走主导型国家的发展道路，除去它们的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不能把逻辑过程和历史过程看成是完全相同的东西，不能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二者的“一致性”，需要认真研究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才能在总体上真正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毛泽东早就告诫人们：“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2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世界历史时代演变的几种社会形态，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地区或国家，从来没有始终如一地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缘位置上，说明世界历史时代的中心地区在不断转换，社会形态的更替不是主导型国家单因自主演化的结果。实际上，取代前一个主导性社会形态的后一个主导性社会形态的典型国家、地区或民族，最初往往是从前一时代非主导性社会形态所分布的非中心地区的地缘位置中生长起来的，进而在“社会革命时代”成为历史突变舞台上的主角。反过来说，广义地看，从一个时代的主导型国家（典型社会）曾经在前一时代的地缘位置上屈居非主导性社会形态的历史地位看，它们不是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跨越式发展吗？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日耳曼部落侵入衰败的西罗马帝国，它们跨越了奴隶制社会形态，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是欧洲民族大迁徙洪流沉淀硬化的结晶。中世纪的欧洲在历史上被称为“黑暗时代”，在世界范围内与同时代亚洲的中央集权大国相比，其历史地缘位置属于发展比较缓慢的落后地区。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为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全球征讨开辟了道路，血腥的资本积累使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取代东方文明，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真正启动的中心。美国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同样处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末期，欧洲殖民主义及其种族灭绝政策使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跨越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社会革命时代，有了如“民族大迁徙”、“十字军东征”^[23]、“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等这样的世界文明或区域文明碰撞和交融的奇特历史大环境，“落后”赶超“先进”，“跨越”反成“秩序”，岂能不具有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东方的落后农业大国在独特的一定历史环境中，怎么就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只有自欺欺人、视西方资本主义为人类“永恒”历史从而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才会愚昧地彻底否认社会形态之历史地缘转换的真实性，这是反科学的时代发展观。

马克思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社会形态为分析单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发展论；对社会形态更替过程的分析形成了关于社会性质发生质变或飞跃的社会革命理论，这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关键所在。不仅人类社会性质的发展是非连续的，而且其跳跃间断点的历史地缘位置也在不断转换，也是非连续的，必然出现上述广义的跨越式发展。

《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前夜，就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24]的光辉论断。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当时法国革命以及他们亲自参加的德国革命等的经验，完整地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广大农民这个天然的可靠同盟者，坚决地参加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在革命胜利之后，不失时机地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次革命的发展阶段论建立在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上，中间不为万里长城所隔断。在这个意义说，1848年欧洲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广义地看，也可视为无产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实践。下一个革命是巴黎公社起义，1870年法国产业革命基本完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确立，资产阶级正处在上升阶段，1871年巴黎公社武装起义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第一次总演习，更可视为在广义上试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又一次伟大尝试。

只是在20世纪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世界领土战争的全面爆发，在其全球统治国际链条的薄弱环节和焦点地区，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农业国通过如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终于摧毁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最大障碍，先后诞生了一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仍然面临着如何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中，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实现工业化和社会改造的长期艰巨任务。一旦帝国主义将新生的不发达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的图谋破产，在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和参与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的新的历史环境中，如何向西方学习、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跨越卡夫丁峡谷，便成为不发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一大主题，对其中规律性变化的探索与把握决定着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命运。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提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实意义。

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实意义

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把握当代新的历史环境，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规律，以下方面尤其值得关注和探究。

（1）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至被重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前，在外部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此后的改革开放使跨越的主要过程已经不像当年的俄国农村公社那样，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或之旁，而是被嵌入到这个体系中，通过世界市场进入不对称、不平等的国际分工，重组为它的一个层阶较低的子系统，一般属于世界体系内的发展中国家。此时再提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系指迂回跨越，属于上文所说的引申开来的广义的跨越；而马克思当初设想的以俄国公社为直接起点的跨越则是整体跨越，是原本意义上狭义的跨越；二者中的跨越都是以五种社会形态历史演变的逻辑过程为背景相对而言的。

（2）跨越主体即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个复杂巨系统^[25]内运行，以这种被动方式来吸取西方现代文明的部分优秀成果；同时避开和抗拒成熟的、原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以避免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主要灾难性波折；而不是像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设想的那样，依靠革命胜利后西方无产阶级国家的无偿援助，^[26]实现上述“三个一”式的整体性彻底跨越。非整体性、非彻底性的迂回跨越，蕴涵着被仍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帝国主义统摄、沦为其附庸的巨大风险，失去警惕，不加防范，搞不好，便是自投罗网的自杀。

（3）能否成功跨越的关键，在于跨越主体即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组织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在于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改革中不断自我完善所日益增强的制度优越性。这些国家利用尚未进行商业开发的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等比较优势，将其市场化并大量引进外商、外资，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嵌入通道，这种嵌入式的接轨方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层阶结构的必然产物。这些国家因上述资源的市场化并深度嵌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而实现了GDP总量的持续扩张，同时因国际接轨的低级方式而削弱了自组织能力。跨越主体是否将被长期锁定在低端结构上，使跨越成为泡影，取决于复杂巨系统内部高阶子系统（发达资本主义）和低阶子系统（不发达社会主义）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利用与反利用的反复较量和复杂斗争。

（4）只要基于社会制度性质的特征，跨越主体保持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自组织能力，它们与主导巨系统的高阶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便是一种非有机性的结合（“咬合”或“铰接”——Articulation）。高阶子系统的结构和运行状态发生震荡，由此迅速造成的复杂巨系统的结构和运行状态的震荡，为跨越主体自组织能力的增强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与高阶子系统及其主导的巨系统稳定运行时期被动式地学习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不同，这种自组织能力的增长机遇，需要在主系统震荡对跨越主体的长期强烈冲击中主动地、有意识地去捕捉。逆之者存，顺之者亡。被动式的学习和主动式的自组织，二者的周期性复合酿成迂回跨越的历史辩证法。迂回跨越中的失败和挫折，绝不会终止世界历史的进程。

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法国七月王朝的被推翻，普法战争中巴黎公社的72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鲜血沐浴下中国革命的大发展，无产阶级和人民解放事业这四次前仆后继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尝试都是历史不会终结的有力验证。不过，前两次与后两次之间存在时代性质上的分水岭：“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27]恩格斯1895年为再版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导言中的这些话，也是对19世纪末俄国未能整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解释。但正是在那个世纪之交，世界历史开始进入了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把上述迂回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28]并决定着其未来命运的生死存亡。

以上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对认识中国发展道路的启示，集中到一点，就是告诉人们：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关系是复杂巨系统及其高阶子系统与低阶子系统之间的复合关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起作用，更在国际范围起作用。巨系统的剧烈震荡时期，^[29]是参与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的不发达社会主义增强跨越卡夫丁峡谷自组织能力的最好机遇。刚刚过去的十年和当前出现的态势中，越来越多的全球性事件在预示：“本世纪将是一个继续分化动荡的世界，人类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30]突变使假象一层层地脱落，严酷的现实催发新的思想启蒙：源自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21世纪世界体系的持续震荡或许将周而复始地震撼世界。这难道不可能吗？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

[2]陈奎元：《关于当前科研工作的任务和实施创新工程的意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0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8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4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1、633、637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0页。

[10]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这些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7页）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

[11]《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13]列宁说：“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早10—20年或迟10—20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致估计在内的。”（《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世界历史时代的尺度比列宁这里说的还要宏大。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34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0、34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4、44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42～74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42页。正如恩格斯在这里所说：“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么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到的后果。”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

[23]十字军东征一般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暴行。尽管如此，十字军东征使西欧直接接触到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种接触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参见百科名片：十字军东征，http://baike.baidu.com/view/25402.htm.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7页。

[25]关于“复杂巨系统”的研究，见钱学森：《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26]关于这种不同，可参见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0页）对于新中国在工业化初期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苏联的援助也是决不可少的条件。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2页。

[28]列宁依据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4页）。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在俄国这样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夺取政权后，应当通过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向社会主义制度迂回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5页）。

[29]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结构性矛盾的对抗引发的经济长周期震荡，可参见许建康：《历史上的三次大萧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经济纵横》2010年10期，以及许建康：《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经济纵横》2010年11期。

[30]陈奎元：《关于当前科研工作的任务和实施创新工程的意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