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普希金

第11章　亚历山大·普希金——歌颂自由的帝王

一个创造了巨大精神财富的人，一个拥有强烈的生命激情和强大精神力量的巨人。亚历山大是世俗世界的帝王，普希金是精神世界的帝王，他打着自由的火把照亮一代又一代人的路。

普希金是时代的宠儿，也是时代的旗帜。他作为民族意识的体现者，反映了俄罗斯人民要求民族尊严、国家独立、社会进步的愿望和心声。普希金对俄罗斯本国作家影响巨大，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诗人能与之相比。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美，就像在凸出的光学玻璃上反映出来的风景一样。他出身贵族，却具有火一般的爱国热情与进步的自由思想，因此屡遭沙皇迫害。

普希金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普希金之前的诗人，除了“诗人”的头衔之外还得另有个名分，另有个职业，诗人的身份还不是自在的，而普希金却使写诗成了正当的职业。“这是一种对社会的呼吁——为了诗歌而拒绝职业，拒绝事务。”其次，纯粹的写作，使普希金成为一个自由的诗人，诗歌成为普希金用来超越现实的一种方式，他获得的一切是通过他的诗歌，而不是通过金钱和权势。普希金推崇彼得大帝，实际上他是从彼得的所作所为中得到了鼓舞，他希望做另一个领域中的强力帝王。

普希金是一个标志，是蛮荒的俄罗斯和文化的俄罗斯的分水岭。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文学是粗鄙的、零散的、模仿的；在普希金之后，俄罗斯文学中有了真正的俄罗斯精神，俄罗斯文学的天空中出现了满天的星辰，交相辉映。

普希金还是一个象征，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力量的象征。在面对冷酷而阴险的亚历山大一世的时候，普希金体现了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光芒四射的高贵和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亚历山大一世是世俗世界的帝王，他残暴的统治是暂时的；普希金则是精神世界的帝王，他打着自由的火把照亮一代又一代人的路。

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马上就会突然想起这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他像一部辞书一样，包含着我们语言的全部宝藏、力量和灵活性……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美，就像在凸出的光学玻璃上反映出来的风景一样。

——果戈理

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

——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

在这个残酷的时代里，只有普希金的响亮辽阔的歌声在奴役和苦难的山谷里鸣响着：这个歌声继承了过去的时代，用勇敢的声音充实了今天的日子，并且把它的声音送向那遥远的未来。

——赫尔岑

普希金是俄罗斯艺术之父和始祖，正像罗蒙诺索夫是俄罗斯科学之父一样。

——冈察洛夫

普希金的创作是一条诗歌与散文的辽阔的光辉夺目的洪流。

——高尔基

他是一个将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奠基人，这种结合赋予了俄罗斯文学以特有的色调和特有的面貌。

——茅盾

普希金是无法形容的，一如俄罗斯皑皑的白雪；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普希金又是活生生的，一如他们用以维持生命的黑面包和红菜汤。

——余杰

普希金，1799年6月6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他从小就喜欢读书，经常通宵达旦地躲在父亲书房里，8岁时，他就阅读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并开始自己写诗了。

1811年，普希金在当时俄国最有名的中学——皇村中学读书，那里的老师都是拥有进步思想的人，经常向学生赞扬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普希金深受影响。1812年战争所激起的爱国热潮给少年普希金极大的鼓舞。在校期间，他与未来的十二月党人丘赫尔伯凯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时，他的诗歌才华已经开始显露出来。1814年，他朗诵的《皇村回忆》一诗，深得在场的老诗人杰尔查的赞赏。从此普希金形成了爱好自由的思想。

1817年，普希金从皇村中学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这时期他和进步的十二月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普希金在他们的影响下写出了大量歌颂自由、反对专制暴政的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在这些诗里，普希金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沙皇，公开号召民众为推翻专制暴政而斗争。

1820年3月普希金被流放到俄国的南方。普希金在南方生活了4年。在那里，美丽、和谐、宁静的大自然景色激发了诗人崇仰自由的情感，他写了许多诗篇赞美纯洁的爱情和美妙的大自然，表现了对自由的渴望。

1824年，普希金和敖德萨总督沃隆佐夫发生冲突，沙皇又把普希金送到他父亲的领地里幽禁起来。在两年的幽禁生活中，普希金接近了劳动人民，他经常穿着农民的服装，去集市上和他们谈话，听流浪艺人吟唱歌曲，搜集民歌、谚语、格言。同时，他开始研究俄国的历史。1825年，他写成了历史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它取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历史上的真实事件。

1825年12月14日，俄国爆发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沙皇残酷镇压下去了，起义军的五位首领被绞死，100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600多人受到牵连。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普希金的朋友。1826年秋天，新上台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把普希金召回了莫斯科，想扭转他的笔锋为自己服务。

“如果1825年12月14日那天，你在彼得堡，你会干什么？”沙皇尼古拉一世试探普希金。

“我将在起义者的队伍里。”普希金毫不迟疑地回答。“你没想过这样做的结果吗？”“当然想过，我的朋友们不是被陛下绞死了吗？”

尼古拉知道普希金不那么容易对付，要是因为写几首讽刺诗就把他杀了，自己肯定要被人嘲笑，最好是控制他，不让他写。于是沙皇要亲自审查普希金的诗，可普希金直截了当地说：“陛下要审查我的诗，到时候我会亲自送来。”

普希金出了宫廷之后，并没有把沙皇和他的谈话放在心上。他照旧写政治抒情诗和政治讽刺诗，歌颂十二月党人，谴责沙皇。

1830年5月，他和莫斯科第一美人娜塔丽亚·冈察诺娃订婚。他到父亲领地波尔金诺去筹办自己的婚事，因瘟疫流行，交通封锁，他在波尔金诺住了3个月，在这期间写了大量作品，包括一部小说集、一部长诗、30多首抒情诗，并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1831年2月18日，诗人和冈察诺娃结婚。1833年秋天，他再次回到波尔金诺。在那里他写了叙事诗《青铜骑士》、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小说《黑桃皇后》。

1833年11月普希金回到圣彼得堡。尼古拉一世为了让冈察诺娃能出入宫廷舞会，赐给普希金一个“宫廷近侍”的职务。普希金年已35岁，被迫处在一群青年侍从当中，他感到屈辱，曾气愤地说：“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那里。”这时，俄国的命运仍是他关注的中心，他准备写彼得大帝时期的历史。但他在贵族中受到敌视，他的天才不为人所理解，不少人仍把他看成20年代时期的浪漫主义诗人。

普希金最后的重要作品是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在这个小说里，普希金歌颂和赞美了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把他塑造成一个自信、乐观、和蔼可亲、酷爱自由，深受人民拥戴的英雄，同时，还谴责了沙皇的专制和残暴，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他的行动一直受到沙皇政府的监视，而在这一时期，普希金与当局的矛盾日益加剧，此时一个法国流亡者丹特士又放肆地追逐他的妻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普希金于1837年2月8日与丹特士决斗，结果被打成重伤，两天后去世，年仅38岁。普希金绝对没有想到这场决斗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这位被高尔基誉为“俄国文学之父”的伟大诗人永远离开了他深爱并倾注了巨大感情的祖国，正如别林斯基说的“普希金为俄罗斯而写俄罗斯”那样，最后他本人也为了俄罗斯而奉献了生命。

永远的普希金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普希金是无法形容的，一如俄罗斯皑皑的白雪；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普希金又是活生生的，一如他们用以维持生命的黑面包和红菜汤。

尤里·纳吉宾在短篇《皇村的早晨》中，生动地描写了童年的普希金。这是一个坚强而敏感的孩子，却被选中去捍卫整个民族的尊严，去创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当与他同宿舍的孩子还处在迷迷瞪瞪之中的时候，他就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普希金在皇村的树林中做了一个梦，树们、草们、花们，都在跟他谈话，用一种比现有的俄语优美千百倍的语言。从此以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感。他再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无论是在客厅里、在游艺所、在朋友圈中，还是在酒宴上、在牌桌前，普希金都会表露出这样的特性：他会突然神离周围的人们，陷入仿佛人迹不至、无声无息、忧郁的思想深渊之中。这个现象是从皇村的那个早晨开始的。那时候他还是个满头鬈发的少年，他已经知道他的使命，他为何来此人间。

普希金是一个标志，是蛮荒的俄罗斯和文化的俄罗斯的分水岭。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文学是粗鄙的、零散的、模仿的；在普希金之后，俄罗斯文学中有了真正的俄罗斯精神，俄罗斯文学的天空中出现了满天的星辰，交相辉映。普希金是一个象征，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力量的象征。在面对冷酷而阴险的亚历山大一世的时候，普希金体现了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光芒四射的高贵和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亚历山大一世是世俗世界的帝王，他残暴的统治是暂时的；普希金则是精神世界的帝王，他打着自由的火把照亮一代又一代人走路。

然而，普希金却死在卑琐的丹特士手里，更死在对他恨之入骨的沙皇贵族的阴谋中。普希金去世的噩耗一传出，整个俄罗斯都惊呆了，俄罗斯人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哭嚎着，为了普希金，为了除了职业革命家外最积极的革命者，也为了俄罗斯丧失的国之瑰宝，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向诗人的住所，争相目睹诗人最后的遗容，向他作最后的道别。综观世界，有哪位文人的去世能够引起民众如此的注意，能够获得民众如此的爱戴？这种场面大概只有我们的鲁迅先生去世时才出现过。但普希金最后下葬时却是非常孤独的，心虚的沙皇害怕人民自发的悼念会导致大幅的示威抗议进而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于是当局者只派诗人的一个好友护送，秘密地将诗人的遗体运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在统治者的精心安排下，除了神甫和掘墓人之外，没有人能够见证诗人告别世界的最后一幕。可这要紧吗？墓碑不过是他肉体的寄居处，而他的灵魂早已得到了永生，几百年后，谁还记得尼古拉，谁还记得丹特士，而普希金却永远活着，活在千千万万爱戴他的人民心中，人民爱他，因为他爱过人民。又一次想起他那伟大的《自由颂》：

“你这独断专行的恶魔！我憎恨你和你的宝座，我带着残忍的喜悦看见，你的死亡和你的儿女的覆没，人们将会在你的额角，读到人民咒骂的印记，你是人间的灾祸，自然的羞愧，你是对神的责备！”

活着的诗人不仅是一个自由呐喊的斗士，还是一个呵护后辈的师长。普希金以后，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是畅饮着他的琼浆长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她的回忆中不断地写到普希金。她的父亲是普希金博物馆的奠基人。茨维塔耶娃3岁时就为普希金的死亡而忧伤，母亲的卧室里挂着油画《决斗》，难怪她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童年是跟着普希金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很多人都知道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但不会有几个人知道这部优秀讽刺剧的素材正是来源于普希金。当时还未成名的果戈理是一个对文学充满热情的青年，但屡次的失败使他丧失了信心，真正的苦恼是他找不到很好的题材来创作，而那时，普希金已经在文坛奠定了地位。怀着试试看的心理，果戈理给普希金写了信，向他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本来果戈理不抱任何希望了，以为普希金这位文学巨匠是不大可能给他这个无名之辈回信的，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普希金很快就回了信，不但鼓励了果戈理，而且还把自己几年间对沙俄官场的体验心得无偿地提供给了果戈理，而这些素材本来普希金是准备留给自己创作时用的，普希金的人格行为无疑是一块丰碑。后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以及更后来的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布罗茨基都直接或间接受过普希金的影响。高尔基对普希金评价道：“他是俄国文学一切开端的开端。”这是很中肯的，没有普希金的19世纪，俄罗斯的上空将会何等的空寥，有时我甚至不敢想像。

普希金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一个自由的诗人，诗歌成为普希金用来超越现实的一种方式，他通过诗歌达到了金钱和权势带来的一切。普希金推崇彼得大帝，实际上他是从彼得的所作所为中得到了鼓舞，他希望做另一个领域中的强力帝王。他是一个创造了巨大精神财富的人，一个拥有强烈的生命激情和强大精神力量的巨人。

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力图要证明，人类发展的脚步是靠物质创造推动的。甚至有人声称，人类就是靠占有财富的“恶”的欲望而存在的。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人区别于动物的不是追求美食和性欲的满足，也不是征服自然和战胜同类的野心，人之所以作为宇宙中一种高级生物而存在，恰恰是因为他具有精神的力量。有了这种精神的力量，他就会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显示出一种卓尔不群的气势；有了这种力量，他就能在面对各种灾难与危变的时刻而不丧失坚贞的本性；有了这种力量，他就能在与同类的利益争夺中坦然放弃；有了这种力量，他就能在需要证明人类的尊严的时候勇敢地走向十字架；最终，有了这种力量，他也就有了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普希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才能在疫病流行、人心浮动的时候，保持气定神闲、渊停岳峙的气度，创造出大量的精神医药；所以他才能在自己尚且负债的时候为朋友一掷千金；所以他才能拒绝沙皇的任命，绝不入宫为宦，为的是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所以他才能在自己的名誉遭到损害的时候毅然走上决斗场，沉着地面对死亡。

只有这样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人，才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我的名字将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她的各民族的语言都将我呼唤。我将被人民喜爱，他们会长久记着，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记着我在这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并且为倒下的人呼吁宽容。”

普希金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他当年曾遭遇的那场瘟疫却并未消隐，瘟疫仍在时时侵扰着人类的生存，在今天，更可怕的是精神瘟疫却有暴发流行的迹象。每当我想到这些时，我便意识到，我们其实无须去还原普希金的人格，我们应当在今天的语境中诠释出一个新的普希金，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普希金，我们需要这个普希金身上散发出的强烈的生命激情与巨大的精神力量。

拿破仑·波拿巴——一个创造了历史的伟人

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拿破仑，是一个冬天的神话；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拿破仑，是一个不老的传说；对于以后的时代来说，拿破仑，是一首不朽的史诗。他是一个艺术家，他以后的历史便是他的作品！

拿破仑，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激情与幻想，凭借勤奋与意志响彻整个欧洲的名字；一个在西方世界中，曾天翻地覆，掀起最猛烈的狂澜，并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让人瞩目敬仰的名字。作为一个千年难得一遇的非凡人物，他的一生，给予我们极大的好奇和奇妙的幻想。他的命运、他的人格、他的内心、他的功业、他的痛苦……他让我们渴望了解一个非凡人物的平常人性世界！

他被人们称为一代“军事巨人”。拿破仑戎马一生，亲自指挥过的战役约计60次，比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指挥的战役总和还要多。

他这样总结自己的成就：“我的英名并非建立在40次胜利的战役上，也不是由于我使得万邦臣服。滑铁卢战役就足以抹煞对那么多胜利的回忆；最后的一幕往往令人忘却第一幕呀。永不湮没的是我的法典和参政院的会议记录，我与大臣们的通讯……由于条文简明扼要，我的法典远比以往任何法典更可行、更有效。我所设立的学校，我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在培育着新一代的人才；在我执政期间，犯罪率减少。而英国的犯罪却很猖獗……”由此可见，拿破仑不仅是个军事巨人，他还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善于分析人性；他有了错误从不讳言；他洞察谄媚者的欺骗；他崇尚道德；他尊重知识，爱护、保护人才……

他的政治才华影响了世人的命运，使法兰西共和国新而简朴的思想传遍全球！这颗为自信、精力和想像所推动的流星，发光并燃烧自己，照耀世界，填平了无政府主义的深坑，结束了动荡与混乱，清除了革命的污秽，使得各国人民自尊且高尚，使得各国社会稳定，鼓励一切有才华的人，扩大了声誉和荣耀的范畴……正如他所说，“每个未来的历史学家都应该给他应有的地位”。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拿破仑不信奉任何宗教，一生中不相信什么显灵奇迹！他把自己的一切成就，归之于人类健全的理解力、勇敢、组合能力、理解人的心理与想像力！在今天，人们更加重视人的能力而不是他的出身背景，锦绣前程又将展现在那些才能卓越者面前。而在这些方面，拿破仑正是我们的榜样与楷模！

拿破仑是个了不起的人，总是那样富于悟性，那样头脑明晰而富于决断力。他的一生走着的是，从一次战争接一次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半神式的道路，可以准确地说，他始终处于“开悟”的状态之中。正因为是这样，才形成他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的命运。

——爱克曼《与歌德的谈话》

他不仅是非凡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从他的气质、本能、特性、想像力、情感、道德精神来看，他似乎是用另一种金属组成、在不同于他的本国人和同时代人的独特的模子里浇铸出来的。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法兰西人，也不是一个18世纪的人；他是属于另一个种族和另一个时代的人；乍一着眼，就可以在他身上辨别一些外国的东西——意大利的和另外的某种东西，难于类比或全不相似的东西……

——泰纳

我们发现，拿破仑·波拿巴在读书期间并不像现在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优等生。但他却成就了辉煌的一生。

——拿破仑军事史专家　阿兰·皮雅尔

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

——恩格斯

马背上的世界灵魂。

——黑格尔

拿破仑出生在科西嘉岛。科西嘉岛人，天生便具有好斗和顽强的性格，拿破仑也不例外，他性格孤僻，沉默寡言，不甚合群。拿破仑经常一个人来到一个孤零零的岩洞里，斜靠着洞口的岩石上，手拿着书，几个小时都在凝视着地中海的辽阔海洋和蓝色天空。就这样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或下午，谁也不知道他的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拿破仑也有同小伙伴在一起的时候，但多半是与他们争吵和打架。他生性好斗，脾气暴躁。他自己后来回忆道：“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喜欢争吵、打架；我谁都不怕。见了什么人，我不是打，就是抓，谁都怕我。”

1784年，拿破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军校。他和四位同学作为士官生被推荐进了巴黎军官学校。该校直属法国王室，拥有第一流的教员，拿破仑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知识，也就是在这里，拿破仑对炮兵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92年，拿破仑第二次回到故乡，针对保王党内部顽固分子企图对革命反攻倒算，拿破仑采取了果断而有力的措施予以打击，并深得奥古斯都·罗伯斯庇尔的赏识，同时被任命为少将、炮兵旅长。后来他以6000人成功地平息了拥有将近四万兵力的保王党分子的暴乱。土伦战役和镇压保王党战役，使拿破仑名声大震，法国国民革命政府对拿破仑委以重任。

拿破仑成名后并没有去享受舒适的生活，很快就投入到了与反法联盟军的战斗中去。他领导的意大利军团曾被称做“叫花子军”。这是一支半饥饿的、衣衫褴褛的军队，炮兵、骑兵严重不足。士兵们简直像一群土匪，巴黎供给这支军队的微乎其微的物资，很快就被士兵们肆无忌惮地偷盗一空。饥饿的军队到处抢劫和偷盗，反抗和开小差不时发生，士气十分低落。

拿破仑刚刚接管这支队伍之后便立即着手整顿军纪，拿破仑不能容忍在他的军队中有任何反对他的思想，谁胆敢与他作对，不论其职位高低，脑袋必须搬家，这是他一直遵守的原则。

他还无数次地发表具有煽动性的演讲来激励这支队伍的士气，第一次他就这样说道：“士兵们，你们缺吃少穿，共和国亏欠你们很多，但是国家还没有力量还债。我是来带领你们打进天下最富庶的平原去的。丰饶的省区、富裕的城镇，全都任凭你们处置。士兵们，你们面临这样的前景，能不鼓起勇气坚持下去吗？”拿破仑在凯拉斯科又一次向士兵们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他说道：“……你们什么都缺少，却补充了一切。你们没有大炮，而打了胜仗，没有桥梁而渡了河，没有鞋而快步急行，没有酒和经常没有面包……士兵们，祖国期望你们去取得重大成就，你们不会辜负祖国的期望吧？你们还有许多仗要去打赢，许多阵地要去夺取，许多河要去渡过。你们当中是否有人勇气低落了呢？没有！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确立光荣的和平……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在回到自己村子的时候，能说上一句：我曾经在战无不胜的意大利军团作过战。”士兵们的尊严和荣誉感被激发起来了。这支曾经是衣衫褴褛、半饥饿的、士气低落和纪律涣散的军队，在拿破仑的带领下，已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优秀军队了。现在军中再也无人怀疑拿破仑的权威和指挥能力，将领们最初对拿破仑的妒忌和不信任也一扫而空，拿破仑获得了部下充分的信赖。

自从拿破仑粉碎了第一次反法联盟之后，便赢得了法国人民的信任与尊重。当时只有28岁的拿破仑以十分安详的表情接受了这些如倾盆大雨般袭来的荣誉。鲜花、掌声、赞美词对于这个雄心勃勃的将军来说，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在他那好思考的头脑里，在他那无畏的心胸里，一个行将影响欧洲命运的计划正在诞生。

早在洛迪战役之后，拿破仑就产生了一种要开创伟大事业的强烈欲望，他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名普通的将军，而把自己看作一个注定要对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命运起决定影响的人，他要在欧洲这个政治舞台上出色地扮演一个主角。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正是在洛迪附近的那天晚上，我相信自己是一个非常人物，我充满着干一番伟大事业的功名心。”

1799年，远征埃及的拿破仑获悉第二次反法联盟已经形成，而法军一败再败，国内局势非常紧张，人民怨声载道。拿破仑认为时机已到，立即率亲信离开埃及，返回巴黎。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功，他迁入卢森堡宫。法国已被他踩在脚下。1804年4月30日，晋升至皇帝尊号，拥有世袭权力。5月18日，拿破仑黄袍加身，宣告自己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称号为“拿破仑一世”。

这是一位同亚历山大和凯撒一样的天才人物，长于指挥军队，善于治理被征服的地区，他是位政治家，他还有立法家所具有的才能，法国有意把权力交给他，比之他要求掌握权力更急切。他用《民法典》来组织法国。几年之后，这位伟大、聪明的人物疯狂了……自信和野心终于导致了他的失败，使得100万人的生命毁灭在战场上，激起整个欧洲来反对法国，20年胜利的果实被剥夺一空。

1821年5月4日夜是拿破仑临终前的最后一夜。他不停地呻吟，显得异常痛苦。他喃喃自语：“谁在后退……军队首领……冲锋……”这天夜里，岛上掀起了最猛烈的风暴，狂风拔起了大树，刮走了小屋，震动了朗伍德别墅。第二天，当晨光照亮了狭小的房间时，风暴平息了，拿破仑已僵硬得如同一座横卧的雕像，眼角边还挂着一颗泪珠。不过，医生还可摸到他那一息尚存的脉搏。下午5点50分，一声炮响划破长空，太阳落山了，拿破仑也停止了呼吸。

19年后，法国七月王朝的路易·菲力普派军舰到圣赫勒拿岛接回了拿破仑的遗骨。1840年12月15日，巴黎人民满腔热情地举行了隆重的接灵仪式。数不尽的人群冒着严寒、迎着风雪，护送着灵柩前往塞纳河畔的荣军院。从此，拿破仑的遗愿得到了实现，他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安息在塞纳河畔，安息在他热爱的法国人民中间。

启蒙者拿破仑

上一个时代的哲学是绝妙的英雄主义，是个人创造世界的年代，只是凭一个或者几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创造一个王国。上一个时代是英雄的时代，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指点江山，或者正如阿基米德说的那样，“只要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撑起地球”。历史中那些令人倍感尊崇、畏惧、喜爱或唾弃的杰出人物，激励了我们征服世界的雄心，也常常使我们陷入深刻的“影响的焦虑”之中，他们发出的光线忽明忽暗，照耀我们前行，也会引入歧途。就像过于夸张的卡莱尔所说的，伟人从不过时，身处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想要的东西，尽管在大多数时刻，这是一种误读。

我迫不及待地开始研究拿破仑。这个来自科西嘉岛的小个子、终身都焦虑于自己的低微出身与死后荣誉的皇帝，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人物。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相信，除了耶稣，拿破仑是人们谈论与写作过的最多的人物。但除了他的传奇般的经历鼓舞了从19世纪初至今一代代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使他们感到依靠自身同样可以抵达一个无限的巅峰外，他是否还意味着些别的什么东西呢？比如，他和我们最热衷于谈论的“全球化”有何关系？在一个日渐相互依存的世界，我们是否该塑造出一个“21世纪的拿破仑”的形象。

保罗·约翰逊，在刚刚出版的拿破仑传记中，将他塑造成一位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他除了权力不相信任何事物。约翰逊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桩不幸的事故，而非现代历史的开始。而拿破仑，这个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与一部分亚洲与非洲的天才人物，在约翰逊眼中毫无价值，他唯一的遗产是极权主义，20世纪的暴政是他的延续，希特勒是他的继承者。对于已经过去的20世纪与未来而言，他是对人类的一个严厉的警告：个人暴政是多么危险。

但若以与约翰逊相反的眼光看过去，拿破仑却是世上最了不起的改革者与统治者。在1799至1804年作为第一执政与1804至1814年作为皇帝的统治中，他推行了相当有效的独裁统治。就短时间的政府统治而言，民主却失控的政府远逊于独裁却英明的政府。拿破仑对于推行意识形态毫无兴趣，他更喜欢更具体的行动。在国内，他组织国民教育体系，建立法兰西银行，与教皇达成妥协，在大革命后的一片混乱中，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值得信赖的政府。在征服区内，他废除了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承认所有公民平等，实施法典，他的到来往往意味着整个区域的觉醒，使当地居民了解到未知的世界。2002年，欧洲制宪会议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拿破仑梦想的延伸，他在200年前就感慨：“欧洲生活着3000万法国人，1500万西班牙人，3000万德意志人……我想把每个民族都合成一个民族整体……这样，我们就有最大的可能，推行统一的法规、原则，达到意见和情感的一致……那样，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或希腊城邦为模式的欧罗巴合众国就可能诞生。”

民族主义在19世纪的兴起破坏了拿破仑一统世界的梦想，但是他对于欧洲各国的统治经验，对于今日的全球化进程的确仍具有启发意义——他推行的那些来自于大革命号召的平等精神与生机勃勃的面貌具有可怕的感染力，它超越了国家的界限。一位抵抗法国统治的意大利爱国青年在1814年写道：“我这样说是痛苦的，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意识到我们应向拿破仑表示感激，没有人比我更懂得湿润意大利土壤并使之恢复生气的每一滴慷慨的法国人鲜血的价值，但是，我必须说这样一句真实的话：看到法国人离开是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也就是说，拿破仑的征服给予当地人养料，开阔他们的眼界，促成了他们的觉醒，而这种觉醒最终迫使曾经的受益者背叛了恩赐者。

面对拿破仑式人物，我们面临的永恒尴尬是，当世界由他们主宰时，灾难将与光荣一样显赫，而他们缺席时，我们又感到了生命缺乏意义与光彩，我们通过爱戴或反对他来获得鼓舞。但对于今天而言，我更愿意将拿破仑理解成一位伟大的人生启蒙者。

生前他作为皇帝，把他由上天得到的启示抛向他的人民，不管他们是否能够接受。欢呼也罢，耻笑也罢，冷漠也罢，那不关拿破仑的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即使我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即使我所有的业绩全部毁灭，我的勤奋和我的荣誉，在我死后仍将足以鼓舞千秋万代的青年。”今天他在召唤一种精神。那些能够被唤起的，就是他的斗士；那些麻木的，就是他的俘虏；那些不屑一顾的，只能是形同路人。

这个时代不是不容许英雄，只是不容许孤独的英雄。在英雄的旁边总会围着一群拥护者，在英雄与拥护者之间，在英雄与英雄之间，在这个大时代的航空母舰破浪乘风傲然前行之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动人的故事。

或许，下一个英雄就是你或我，下一个辉煌就发生你或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