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的忠勇和忍耐心

第四章　超人的忠勇和忍耐心

红军的情况在物质和政治两方面，都开始有进步了，但其中还有许多恶劣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个弱点，这反映了训练的缺乏，民主政治的夸大观念和组织的松懈等等。还有另一个倾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就是“流氓性”——不喜欢在政府的严重工作中安身，喜欢变动和新的事变⁽¹⁾。还有一种是军阀主义的残余，有些官长虐待甚至殴打弟兄并且随意反对自己个人所讨厌的人，而对其余的表示好感。

许多这些弱点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的一个会议召开后，都一一克服了⁽²⁾。会议讨论了各种改进的理想，消除许多误解并采用新的计划，这样奠定了红军中崇高的意识领导的基础。在这以前，这些上面提过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并且为党中托派和军事领袖所利用以削弱这些运动的力量。同时，进行了一个对托派的猛烈斗争，有好几人被剥夺了他们在党中和军队中的官职。我们发现了他们在战时常领导红军陷入艰难的地位，企图毁坏红军；在几次败仗以后，他们的计划是十分明显了。经验显示了他们的错误，将他们从负责的职务中革除，并且在这个会议后他们就失势了。

福建会议开辟了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道路。次年，赣南全部沦于红军手中。一九三○年二月七日，一个重要的地方会议在赣南召开，讨论苏维埃以后的纲领。到会的有党军政的地方代表。会中，土地政策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而对“机会主义”（为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斗争是克服了。大会决议实施土地分配和成立苏维埃。当时，红军只是成立了地方苏维埃和县苏维埃。在大会上，大家决议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瑞金。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援助。

渐渐地，红军对群众的工作进步了，军纪加严而组织群众的新技术也在发展起来。早在井冈山时，红军已经对战斗员订下了三条简单的规则：即服从命令；不没收任何贫农的财产；将一切没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给政府处置。在一九二九年的会议后，对于取得农民帮助的工作异常努力，在上述的三条之外，另加了八条规则：当你离开一个人家，将一切门板（睡觉用）放到原处；归还你所睡的草褥并将它卷好；对老百姓要谦和并随时加以帮助；归还一切借用的物品；赔偿一切损坏的物件；和农民以诚相待；购买一切物品须付钱；讲卫生，尤其是要在距离人家很远的地方设立厕所⁽³⁾。

这八点的施行，愈来愈见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规律，要他们记忆并时时复诵。另有三种任务要教给红军，当作它基本宗旨的：第一，誓死与敌人斗争；第二，武装群众；第三，捐钱帮助战争⁽⁴⁾。

除开这种运动的政治基础不算，红军的战术也进步了，这是顺利的军事发展的原因。在井冈山时，我们有四个口号，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这些四个字一条的口号，“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避我攻”，“敌退我追”⁽⁵⁾。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可是许多经验证明了它们的正确。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普通总是失败的。红军的人数很少，较敌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

红军战术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击时集中它的主力，而随后能加以迅速的分散。这就是说，要避免阵地战，而在运动中要用尽各种方法和敌人的部队接触并且击溃它。根据这种方策，虽然许多有经验的军人不赞成，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战”。

在一般的发展苏维埃区域，红军是偏于一种“波浪式”的发展的，而非不平衡的前进，即以“跳跃”获得的前进，并不巩固所占领的土地。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正和上述的战术一样，是从多年的集体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这些战术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书记李立三的严厉批判，他说红军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李立三希望攻击而不要防御，前进而不要巩固后方；对大城市加以惊人的攻击，伴随着暴动和极端主义。当时，李立三路线把持了苏维埃区以外的党部，并且势力很大，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接受这种路线，不顾在战地中官长的判断。其结果为进攻长沙和进攻南昌。可是在这几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和打开它的后方让敌人进来。

一九二九年秋，红军移到赣北，攻击和占领了许多城市并击退敌军多次。当红军距南昌极近时，它突然折向西面进取长沙。在这次行军中，他们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合。彭已经占领过一次长沙，不过终因受强大优势敌人的包围而退却。彭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退出长沙的，此后，即在赣南一带活动，结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军队。一九三○年四月他在瑞金重与朱德和我会合，并在一个会议后，决定他应该在湘赣边区活动，而朱德和我则移到福建去。一九三○年六月，我们重新建立了联络。并开始第二次进攻长沙。我们的军队都合并为第一方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我为政治委员。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了长沙城外。

这时，中国农工革命委员会组织起来⁽⁶⁾，我被选为主席。当时红军在湖南的势力很广大，在江西也差不多。我的名字流传于湖南农民之间；因为捕获到我有十万重赏，不论生死，还有朱德和其他共产党。我在湘潭的土地（靠了这个地租，我在大革命时代曾用以组织湖南的农民暴动），现在为政府没收了。我的妻、妹以及我两个兄弟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拘捕起来。我的妻和妹被处决。其余的后来都释放了。

红军的威信在农民中天天增高了，而且竟达到我的家乡湘潭；因为我听说当地的农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转家乡，并有一天，一架飞机飞过时，他们断定这就是我。他们警告耕种我的土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的旧田庄，看看有没有树木被砍倒。假若树木砍倒的话，他们说，我要向蒋介石先生索偿！

不过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了。大批援军开来，城中驻扎了大军，此外，在九月间，新的军队源源开来攻击红军。在这次围攻中，只发生了一次主要的战争，此役我们消灭敌军两旅。不过，我们并没有能攻下长沙城，在几周后，我们就退回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帮助我们毁坏李立三“路线”，并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向武汉进攻，这是当时李所要求的。当时红军的主要工作是招募新兵，开辟新的苏维埃区，尤其是，巩固整个已经陷落红军手中的区域的苏维埃政权。因为这一类计划如进攻长沙等并非急务而且含有机会主义的元素。不过，在第一次占领后而且作为暂时的举动，不想守住这个城和建立一个政权，它的影响可以说是有益的，因为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反应是非常大的。所谓错误是关于战略一方面的，就是在后方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巩固时，企图以长沙为根据地。

但李立三将当时红军的战斗力量和民族政治背景的革命因素估计过高。他深信革命已接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取得全国的政权。这种信仰更因受了当时的久长而疲竭的内战的鼓励，它使前途好像大大地偏护李立三。可是红军的意见以为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苏维埃，只要内战一停止；而且现在不适于艰险的“盲动主义”和冒险。

在湖南事件之后，红军回到江西。尤其是占领吉安之后，在军队中，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李本人的错误已经证明，不久他更失去在党中的势力（李现在莫斯科“研究”）。不过，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军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政治地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⁷⁾。富田较近吉安——当时苏维埃区的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支助，这次叛变很快也就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加强，坚决地镇压李立三路线，结果，以后的苏维埃运动获得了重大的进展。

现在政府⁽⁸⁾彻底感觉到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之大了，在一九三○年底开始对红军的第一次的围剿。敌军总共有十万人，开始包围红区，分五路进犯。当时红军共动员四万人来对付这些军队。靠了巧妙地利用计策战术，我们克服了第一次围剿，获到了绝大的胜利。依据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我们以主力分别攻击各个部队。让敌军深入苏维埃领土，然后以超越的人数对隔离的部队突然加以攻击，占据了优势的阵地，我们暂时可以包围敌人，这样反转了数量上还占优势的敌军的战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间，第一次围剿完全失败。我相信假若红军在这以前没有能得到以下的三个条件，胜利是不可能的。三个条件是：在集中指挥下的我们力量的巩固；李立三路线的清算；和党部对肃清红军及苏区中的AB团及反革命分子的胜利。

休息了只有四个月。第二次围剿开始了，由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做最高指挥。他的军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进攻苏区。一时苏区的情势好像很危险。因为苏维埃政权非常弱小，资源有限，而且敌军的物力几乎各方面都远胜苏区。但红军仍旧抱定了前此得胜的同一战略应付这一次进攻。让敌军的纵队深入苏区后，我们的主力突然集中在敌军第七路，打败好几团，并摧毁了它主要的进攻的力量。在我们攻击以后，马上接二连三地依次击败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一部分被毁。在十四日之内，红军作战七次⁽⁹⁾，行军八日，以决定性的胜利结束。随着六路的溃崩或退却，第一路，蔡廷锴是指挥之一，没有大打就退了。

三个月后，以三个最有能力的指挥为辅，蒋介石先生率领三十万人作“赤区的最后一次的清剿”。蒋企图以狂风骤雨的方法扫荡“赤匪”。他开始以每天八十里的行军进入苏维埃领土的心脏。这恰恰给予了红军所最擅长的战斗的条件，它立即证明了蒋的战术严重错误。以仅有三万人的主力，靠了一串灿烂的战略，我们的部队，在五日之内攻击了五个不同的纵队。在第一战，红军俘获许多部队和大量军火，大炮和军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十月间蒋撤回他的军队。

现在，红军进入了一个较为平和及成长的时期，很快地扩展起来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召开，建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以我为主席。朱德被选为红军总司令。同月，宁都暴动发生，万余政府军叛变而加入红军⁽¹⁰⁾……

现在，红军开始它自己的攻势，进击了好几个城市，从一九三二年起一直到长征西北为止，我个人的时间几乎全部限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军事指挥交给朱德和其他人⁽¹¹⁾。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围剿开始，也许是最艰险的一次。在第一战，敌军两师被缴械，两个师长及三万人被俘。另一师，当时最精锐的一师，接着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重伤。这些接战证明了决定的特点，第四次围剿不久就结束了。

到了第五次，最后一次围剿，蒋动员了近百万的人并采用了一个新的战略和战术。在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采用德国顾问的建议开始利用封锁和堡垒制度。到了第五次围剿，他把全部信赖都放在这上面。用他的军队来实施严厉的封锁和整个地包围苏区，他谨慎地推进，一面建造汽车路、堡垒和壕沟，避免主力和红军接触，并且仅仅在堡垒的后面作战。只是完全在飞机大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上，作短短的推进。

这时期，我们铸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一九三三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是防守的错误战略，放弃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

因了这些错误的结果和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术上远胜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于一九三四年，企图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恶化起来了。而当时民族政治的情势也影响了我们移到西北去活动的决议，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跟着我们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各军结成联合战线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早在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它情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作战。

这个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开始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对过去革命所有的成就加以检讨。会中我作一个长报告，并且会中选出了今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全体人员，如今日存在着的。不久长征的准备开始了，这是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着手的，恰在发动第五次围剿一年之后。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抵黄河⁽¹²⁾。接下去四个月，红军几乎一直在流动之中，并发生了最激烈的战争。经过许多许多困难，跨越几个最高最险的山道，经过凶恶土番所居的地方，经过无限的草原，经过严寒和酷热，经过风雪和暴雨，后面追着全部国军的一半，经过所有这些天然的障碍，沿途和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地方军队作战，最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了陕西，并建立了在中国的伟大的西北根据地。

这次红军光荣的进军和胜利地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组织的伟大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斗争。这种决心解释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后胜利的必然。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组织中的人才的特别精干英勇和忠诚。许多，许多优秀的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在一个宗旨下工作，同时也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那些未来的，将要达到它的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正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统一联合战线，召请真心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来参加我们的民族解放的共同工作。要想和日本帝国主义搏斗及拯救自己的国家，这种战线是必须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彻底的民主的政府也是必需的。今后我的工作和目标，与党的红军的工作及目标相同，必须向这种成功做去。

【注释】

(1)即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批评的“流寇主义”。

(2)即古田会议。

(3)这就是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时对内容和文字作了修订。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4)红军的三大任务，简称作战、扩红和筹款。

(5)应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6)应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富田事变”作了新的历史结论。指出：“在中央指导下进行的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在其他根据地也进行了。各根据地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等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在这场肃反斗争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尚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的尊重和纪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

(8)指南京国民党政权。

(9)应为十五天内红军作战五次。

(10)即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国民党第28路军两万余人加入红军，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

(11)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后，奉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领导人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此后一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被排斥在中央决策层之外。

(12)应为贵州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