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猫论”令毛不快

50.邓小平的“猫论”令毛不快

七千人大会以后，在全党探索调整生产关系但“左”倾思想仍很沉重的情况下，邓小平的“猫论”不胫而走，悄然兴起!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人说是邓小平讲的，有人说是刘伯承讲的。不管是谁说的，老百姓都说好，农民们都说好，都说这话救了中国的农民，救了中国的经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猫论”是在什么背景下出来，后来又怎么名扬四海的呢?

1962年2月初七千人大会开过以后，一股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调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为可喜的是，在农业生产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方面，从下到上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大胆探索，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在许多地方自发地搞了起来。

“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屡禁不止、充满活力的伟大创造!

自从合作化以来，每当党提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时候，总有农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情况的出现。虽然屡次禁止，但禁而不止，一有机会又冒了出来，明的不让搞，就搞暗的。安徽等地农民就是如此。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农民的落后，而恰恰表明“包产到户”是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状况、适合中国农民实际情况的经营方式。

1961年对这种形式加以支持和引导的最早的地方党委是中共安徽省委(省委书记曾希圣)。他们理解农民的心态，体察农民的疾苦，尊重农民的创造。他们在保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等几个“统一”的条件下，在安徽部分农村实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

中央领导人中，邓子恢最早支持安徽的做法。随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都表示赞成、认可。但中央没有形成共识，毛泽东没有表态。

作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深感这个问题关系重大。

邓小平忧国忧民，体恤民情。

1962年7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总是千篇一律。”

这是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猫论”!

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全国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又适时而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说:“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现在‘百家争鸣’。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是持慎重态度的;因为中央还没有研究，还没有定论。但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以国事为重，作为一家之言，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这就是著名的“猫论”的由来!

在这里，邓小平援引刘伯承的话，用生动、形象的比喻，阐释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哲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如果不适合，生产关系就要退回去，“退了才能前进”。生产关系采取什么形式，是队为基础，集体生产，还是“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取决于两条标准:一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二是群众愿意接受。总的目标，“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我们要一步一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

这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求真务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邓小平提出“猫论”，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在考虑，中央在考虑。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邓小平甚至还提出:“要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就是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现有的生产关系”，“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以解决农村生产关系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以“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这实质上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实验，是对党内“左”倾政策的批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毛泽东还没有对“包产到户”表态的情况下，邓小平勇敢地向“左”的政策进行了抨击，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啊!

正因为这样，“猫论”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成了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可是，在亿万农民群众中，“猫论”不但批不起来，而且越批越热，越批越深入人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的“猫论”又悄然再起，成为人民解放思想、探求真理的催化剂，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座右铭!

1984年，“江南猫王”陈莲涛精心画了一幅“双猫图”献给邓小平。画的上方，有一行苍劲的题辞:“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一家爱不释手。

邓小平的“猫论”，蜚声中外!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多变的。

邓小平的“猫论”提出后，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猫论”，当然也有所闻。尽管当时他没说什么，但显然是心中不快的。据陈云后来回忆说: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这是因为，毛泽东压根儿就不同意农村搞什么“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邓小平“猫论”的核心内容。党内主张搞“包产到户”的有影响的人物，还有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但他们的表达方式与邓小平有所不同。党内批评“包产到户”的也有，如谭震林等。

包产到户，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农村社会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农村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的调整是必然的，是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可是，毛泽东却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对农业合作化的背叛，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了”。因此，“包产到户”被压了下去。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从“包产到户”引出了阶级斗争。

七千人大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盛会，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这主要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中央领导层中还存有分歧，一待形势好转后就显露出来，使党在探索的进程中又发生了新的波折。

这个波折，突出地表现在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即邓小平所说的“八月会议”。

1962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前，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方面的工作，包括邓小平所说的“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的包产到户问题。

可是，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个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随后，这个问题也就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中心议题。

毛泽东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多次发表耸人听闻的讲话，把党内在形势和政策问题认识上的分歧，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把主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意见，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把彭德怀对庐山一案的申诉，说成是“翻案风”。他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到光明，于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行，只能单干，这股风越到上层越大。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是站在地富立场反对社会主义。他断言彭德怀、邓子恢等人的言行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且这类斗争“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因此，对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样，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

全会结束以后，邓子恢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被撤销了!

彭德怀等被立案审查了!

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之事夭折了!

“包产到户”的改革实验再一次被压下去了!

邓小平茫然了。他的那个涉及“包产到户”的讲话被追回了。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城乡发动一场“四清”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3年秋季以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毛泽东错误地判断中国党内也已经出现修正主义。所谓“修正主义”的表现就是“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指的是邓子恢等关于农村经济要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主张，被指控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三和一少”指的是王稼祥(中联部长)1962年春向中央的建议: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对外关系要相对和缓一些，同美苏印度的斗争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这些正确意见却被歪曲概括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要和、对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支援要少)，被指控为“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

这样，一个邓子恢等“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一个王稼祥等“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就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的焦点，成了“修正主义”的耙子。

1964年2月，毛泽东与来华的金日成会见谈话时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

显然，毛泽东讲的“搞修正主义”的人当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的话，包括了书记处总书记、副总理的邓小平!

于是，继邓子恢被撤职后，王稼祥(中联部长)、李维汉(统战部长)也被罢官了。

对此，邓小平无可奈何，忧心如焚。但他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很快就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和形势分析。他陷入冷峻的沉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