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我们没有搞非毛化

97.反对和批驳“非毛化”，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理论界十分活跃，出现了许多新的重大思想成果。可是，就在这时，党内外、国内外出现一股“非毛”思潮，在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和重大的问题。

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早就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和思考。

1978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大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会议上，说:

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

1978年12月13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然而，事态有些变化。1979年春，国内出现一股“批毛”、“非毛”和诽谤、诋毁毛泽东的思潮，且势头不小。

北京有个“解冻社”，公开发表宣言，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

上海有个“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诋毁毛泽东，打出大幅诽谤标语。

有的大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现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长期悬挂在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画像也被取下来了。

港台媒体宣称:“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西方一些政界、舆论界人士也在揣测“毛以后的中国”，认定中国要“否定毛”，“非毛化”。

……

在这样的情势下，历史赋予邓小平以重任。

面对国内外的这种思潮，邓小平如中流砥柱，坚定不移。他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在谈到国外有人谈到中国“非毛化”问题时，指出:

最近我们多次讲，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许多基本原则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确定的。毛主席并不是没有缺点、错误。如果要求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不是马列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根据现实提出问题完全应该的。

1981年1月，邓小平利用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特里特的机会，向国际社会媒体阐述了这一观点。邓小平说:

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晚年确实有很大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讲清楚的好处是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也教育我们自己。但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是在四十年代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肯定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我们不能丢。既然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是“非毛化”?

同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再次强调指出:

现在，不仅国际上，我们国内也有人说我们在搞“非毛化”。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邓小平在思考，想法开始变化。一年前，他主张“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来思考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现在看来，“不行，都在等”，主张尽快“拿出一个东西来”。

所谓“拿出一个东西来”，就是要像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领导全党同志作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一个科学总结，产生一个新的历史决议。

邓小平认为: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组建了一个班子，负责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由邓小平、胡耀邦领衔指导，胡乔木、邓力群、吴冷西、胡绳等20多位领导和专家参与起草，由胡乔木具体负责。

邓小平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总设计师和决策者。

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先后十六七次同起草小组成员或在有关会议上，就决议的起草工作发表谈话、讲话，在决议的指导思想、核心观点、主要内容、框架结构、表述方式、文字要求诸方面，提出了许多卓越、精到的见解。

邓小平尤其强调指出: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邓小平还指出: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根据邓小平对历史决议的定位，起草小组具体操作，“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如邓小平所言，“经过不晓得多少稿”，作了多次大幅度修改。在每个重要环节、基本内容上，邓小平都予以精心指导，提出修改意见，再将修改稿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

随后，书记处讨论后的决议修改稿，又在全党和不同的范围内，经过了五个回合的大讨论:

第一个回合:四千名高干讨论。在书记处讨论和小范围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80年10月组织了四千名高级干部对稿子进行讨论、修改，为期20天。

第二个回合:送52位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从1981年3月始，许多老干部、政治家如黄克诚、李维汉等提出了修改意见。尤其是陈云提出了增写建国前28年历史回顾的建议。邓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应该写进《决议》中”。后来，《决议》有了“回顾”部分，增强了历史厚重感，凸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第三个回合: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在1981年5月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重申“三条基本方针”的同时，又强调提出“两个中心问题”，指出:“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70多位同志发表了很好的修改意见。

第四个回合:征求民主人士和在京一千多名高干意见。有些好的意见都被采纳，在稿子中进行了修改。

第五个回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再进行讨论。6月22日开始，讨论了八天，吸纳了近百条实质性的意见，增写了三千多字。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最突出的历史性贡献有两点:

一是《决议》实事求是地总结和评述了建国三十二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决议》指出: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重要责任。”

邓小平主持起草和全党讨论通过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左”的理论，这大概是毛泽东生前最担忧、最不愿看到的，也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但这是历史的结论，是党的结论，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从此，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三七开”的评价及其“左”倾理论正式宣告破产。历史证明:邓小平1975年对毛泽东要求按“三七开”的口径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是完全正确的。

二是《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决议》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面世，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江泽民后来指出: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

邓小平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好事。

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着这件事。

邓小平在整个主持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高瞻远瞩，立党为公，豁达大度，不计私怨，一切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抛却了自己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的个人情感恩怨，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党在指导方针上的经验教训，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高风亮节!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决议》的过程中，围绕着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个核心问题，还发表了许多闪光的卓越的见解，令世人感佩不已!

邓小平的卓越见解和论断，很多已成为当代中国脍炙人口的“名言”，成为党和人民难以忘怀的精神遗产。下面择其主要方面予以阐述，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