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兵领将，治心为上

曾国藩箴言：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有礼。

曾国藩深知，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作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不致成为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因此，他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

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淮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一部《曾胡治兵语录》共十二章，前十章讲的都是思想和政治。把思想和政治作为建军的根本，十分值得重视。

在思想建设中，曾国藩把培养部队以好胜之心为核心的士气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说: “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他除了以升官发财为鼓舞官兵英勇作战的动力外，非常重视军官成就美名的教育，并采取措施，保护和鼓励士气。他的幕僚有这样的记录: “师论兵事，主胜负不在形而在气。

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之为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

此外，他把维护部队的团结也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将: “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处处严于治己，而薄责于人，则唇舌自省矣”，“湘军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湘淮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当剿捻之战陷入困境之际，互相依赖、支持实是曾、李关系的主流。曾国藩认为，散布曾李或湘淮不和，无非意在挑拨。

曾国藩更加高明之处在于他重视将政治思想、军事上的各项要求灌输到部队中去。对将领和僚属，他不轻下命令，而愿以师友的热肠，频频嘱咐和商讨，或撰成格言戒语加以劝勉;而对下级员弁和兵勇，他则编就明确、易懂的歌谣和营规，令他们传唱和遵守。《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营规》堪称为19世纪思想政治工作的佳作。

曾国藩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之一是他自拟的《爱民歌》，同时也是湘军兵勇的识字教本。曾国藩每日只教一句两句，让兵勇们先识字，后识义，循环复习，身体力行。因此，湘军纪律极佳，处处受人欢迎。

《爱民歌》的诗词全文是: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管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账房。

莫进城市点店铺，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哭嚎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与各部。

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这首《爱民歌》，是曾国藩训练湘军的法宝，官兵个个都能背诵，而且都能默写出来。凡是湘军久住之地，附近的老百姓，尤其是小孩子，也都能够背诵出来。

另外，曾国藩以理学家的身份创立湘军，为此他十分重视义理之教在湘军中的作用。王守仁曾说过“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的话，曾国藩于是将这一思想用于治军。这句话可理解为:重视“操练”是“破山中之贼”的功夫，“训教”则是“破心中之贼”的功夫。正因为“破心中之贼”难，所以对于训教就必须下苦功夫。如何训教，曾国藩将其分为官兵与兵民两个方面。官兵方面他强调以义理来带兵。曾国藩指出: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有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也。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在湘军中，曾国藩倡导将领要像父兄一样对待和教导士兵，这样士兵才会视将为父兄。

曾国藩在训练湘军时，极为看重心战，注重精神聚合力的作用，并以封建伦理中的“红义”训化士兵。曾国藩的可取之处在于对湘军进行了精神训练和思想动员。

湘军的特点是，将领都是书生，信奉儒教，如罗泽南等人还是久负盛名的理学家;士兵都是农夫。曾国藩明令不招城市游手之人，甚至说山民又优于水乡之民，其对封建制度依附性强，容易受感化教育。曾国藩信守礼法，维护名教，并通过书生出身的将领将这种思想灌输到士兵中去，因而对将领的训导尤其严格。作为将领，能以维护名教为主义，必忠必信，就能保乡卫国。

曾国藩长期用儒家思想进行灌输，产生了极大的效果:湘军在招募时，往往“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人人乐从军，个个争效命，绝无绿营征调离别时的可怜之相;湘军在作战时，结硬寨，打呆仗，互相救援，死战不退，表现出空前的战斗力。人数较少的湘军，最终战胜了有百万之众的太平军，曾国藩所作的宣传鼓动和思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洪秀全以洋为中用，改造基督教，创“拜上帝会”，构想出一个“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乌托邦社会，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悲哀的是，他所处的是封建专制根深蒂固的年代，孔孟的儒家礼教早已深深根植于人们脑中，尤其是读书人更以维护孔孟名教为己任而反对、敌对太平军。曾国藩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通过《讨粤匪檄》大造舆论，宣传自己出师的目的是为了禁残止暴、救民于水火，揭露对方的残暴无道，借以瓦解敌方军心民心。

曾国藩这篇檄文，共有四段。

第一段“暴露”洪杨的“残忍残酷”，贻祸人民;第二段揭发洪杨的背弃名教，毁灭人伦;第三段指责洪杨侮谩神衹，污蔑圣贤忠义之士，野蛮无理，假借异端邪说摧毁固有文化;第四段劝人作“顺逆”的辩解，一致奋起保国救家。

军队鼓动工作，最主要的是心战。曾国藩便是一个心战高手，使湘军的宣传在当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力。太平军以上帝教相号召，曾国藩就搬出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城隍土地、和尚道士等，用一切中国人眼中的神来抵抗这一外来的西洋神。上帝教要破坏传统的中国文化，曾国藩搬出这些神就是要与之抗衡。尤其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对于中国读书人和农民影响力极大。

他的檄文极具鼓动性，文中关于种种君臣之义绝不提及，只暴露洪秀全的“罪状”: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不若?……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读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污关岳之宫室，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农不能自耕以罄尽，寸草不留。讨洪秀全是“慰孔孟人伦之陷痛，为百万生灵报在杀之仇，为上下神祀被辱之憾”。“日月幽明，实鉴吾心!”这是多么动人的词句!湘军中，不外士子和农民，他们都是崇拜孔孟关岳的，无怪乎“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千磨百折，有进不休”了。因此，这一篇《讨粤贼檄》收功甚大，其效果较《爱民歌》犹有过之。曾国藩读经史百家之书之余常以《讨粤贼檄》对将领进行说服剖析，并让他们背诵讲解。因此，湘军的将领，无形中也成为了宣传员。

这是一篇很有力量的宣传文字，凡是邻近湖南的各省州县，无不传诵。

湖南的读书人，首先脱掉长衫，率领许多农夫投奔湘军旗帜之下，抵抗太平天国运动。

所以，有人说曾国藩这一纸檄文，可抵得十万雄兵。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必须有进取的精神或进步的思想，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振奋士气，靠心战;瓦解敌人，靠心战;争取民心，靠心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