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结交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在与曾国藩长期交往的朋友中，有一个人特别值得一提，就是刘蓉。刘蓉是湘乡人，字孟蓉，号韦仙，少年自负，三十多岁了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诏惊叹其才，私下让他的父亲督促他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心情愉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此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1839年)，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归里时，曾专程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他学业大进，激动不已。两人交谊笃厚，曾国藩曾做《怀刘蓉》诗，诗云: “日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咸丰元年(1851年)，刘蓉参加乡试，得榜首。曾国藩知道后很高兴，在家信中说: “霞仙得且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二十八日，刘蓉之母谭氏去世;八月，曾国藩亦以其母于六月二十日去世回籍奔丧。当两人相遇到湘乡县城时，悲感交集，相对而泣。
刘蓉与曾国藩有同乡挚友之谊，所以能够肝胆共见。针对国家和平时期与多事之秋的不同形势，刘蓉批评曾国藩应从远略、大局着眼，不能只看自己声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娱，不忧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纳与否，而自塞其责。他先以韩愈、黄庭坚的文学成就作比，再举欧阳修、苏轼的多采华章为例，指出这些虽可彰名千古，但时代不同，时势不同，有志者不仅如此，而应有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才能成就千古传诵的伟业。针对妇人之德与君相之德的重大区别，规诫曾国藩不能拘泥于妇人之仁，而当行“仁”于天下;又举项羽功高而不赏，终失韩信等事例，劝他赏功以维系天下豪杰之心。所有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对刘蓉的见识大为折服，随即写信力邀其入幕。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练湘勇，并卓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相观。所以，曾国藩说不能让郭独自晏然。刘蓉即赴曾国藩幕府，郭嵩焘也随即来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位兄弟又走到一起了，曾国藩十分兴奋。郭、刘两人与曾国藩相约: “服劳不辞，唯不任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这“三不主义”被打破，乃是后来之事，但曾国藩当时只好答应，并请郭、刘出谋划策。同时对管理银钱所的伙计说: “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薪水唯所支用，不限数也。”
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了解得清清楚楚，认为他只能当一个学者，而不能当封疆大吏之责。22年之后的1861年，当李鸿章着意保奏郭嵩焘到江苏任官时，曾国藩明确指出，郭嵩焘是屈原之类人才，他的气质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郭嵩焘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即一心想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 “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尽管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但我对你所期望的不仅仅于此。”刘蓉的规劝之词并未能改变郭嵩焘的个人志趣所向;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的仕途生涯充满艰险，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
左宗棠是曾国藩的“骨肉至交”，对曾国藩事业上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省湘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自幼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早年精心经世之学，是闻名乡里的才子。
左宗棠出色的才能很快受到湖南籍名臣贺长龄兄弟及陶澍的赏识。左宗棠不耻下问，向贺氏请教各种学问，贺氏对比自己小了许多的左宗棠十分器重。贺长龄去世前，适逢左宗棠长子孝威出生，遂将自己最小的女儿相许。
忘年师生又成为儿女亲家。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会试，结果又不中。南归途中，他绕道专程去南京谒见陶澍。陶澍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陶桄，与左宗棠的长女孝瑜订婚。
左宗棠第一次赴京会试时，曾去拜访过在詹事府任詹事的胡达源，并结识了后来也成为“中兴”名臣的人物———胡达源之子胡林翼。
左家和胡家原是世交。胡达源，湖南益阳人，早年曾与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同读书于长沙岳麓书院，交往密切，感情弥笃。而胡林翼与左宗棠先是同年，后来又成了亲戚。胡林翼八岁时就被陶澍看中，招为女婿。
左宗棠与胡林翼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道光二十年，左宗棠受老师贺熙龄之托，就馆陶家，教其子陶桄读书，达八年之久。
在这期间，胡林翼因丁父忧归里，几次来安化岳父家。胡林翼虽然中举比左宗棠迟了两年，却已于道光十六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还任过江南副考官。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得与胡林翼再次相会，两人风雨连床，纵谈古今大政，以至通宵达旦。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左宗棠离开安化，来到长沙开馆授徒。女婿陶桄仍跟他学习。此外，还有长沙名流黄冕的三个儿子和益阳名宦周振之之子周开锡与之受教。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围长沙。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奉命调京，由张亮基继任。张鉴于湖南局势严峻，责任非同小可，便广搜人才以备顾问，并协助处理军政事务。胡林翼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将乡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列名推荐，在推荐信中对左宗棠特别称赞。张亮基一到常德，就赶紧派人到湘阴东山白水洞，请左出山。左复信辞谢，没有答允。胡林翼写信劝他出山，这才使左宗棠决定出山一试。
左宗棠这时已经41岁，他拜见了张亮基巡抚，两人一见如故。张亮基随即将全部军事委托给这位新来的顾问。从此，左宗棠的各种建议不仅都能被张采纳，并立刻付诸实施;其知识和才能也得以施展，有了用武之地，一生功名也便由此开始。
由于当时左宗棠已是张亮基的得力幕僚，并且在抵御太平军、镇压征义堂起义中显露出超群的才能，因而曾国藩很快就与之结识，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是曾、左结识之始，也是二人亲密关系的开端。同时，曾国藩的权力、左宗棠的才能，更加深了他们彼此间合作的需要。二人互相依靠和支持，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此段时间，曾、左互往信函颇多，在对时局的判断上达成许多共识。由于左宗棠在巡抚幕中，因此，曾国藩不断将自己所办之事请左宗棠拿主意。
咸丰三年十月，是曾国藩艰难受挫的一段时间，他非常希望左宗棠能加入他的阵营助一臂之力。他在信中，把左引为“骨肉至交”，劝其来助。此次左宗棠虽未入幕，但对曾国藩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起到重要的谋划作用。因而，曾国藩在写给清廷的奏折中多次举荐左宗棠“才略冠时”。咸丰五年又上奏称赞左宗棠“维护水师，保卫两湖，大有裨益”。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朋友间建立一份真诚的友谊，的确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保持这份友好的情谊，使之能够经受风雨的吹打，则是更为可贵的。好朋友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千金易得，知己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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