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侍同治帝宴请外藩

陪侍同治帝宴请外藩

原文

早饭后，卯正二刻上轿趋朝。皇上定于辰初二刻入座，筵宴外藩。余起行太晏，因由顺成门进西长安门。余步行三里至保和殿，甫到半刻，皇上已升殿矣。

此宴系赐蒙古、高丽各藩，而大学士尚书之入座者，不过陪侍之意，故赐奶茶、赐酒皆仅及外藩王，而大臣不与焉。余于道光廿六年曾以讲官在正大光明殿侍班，与于此宴，分隔廿四年矣。辰正三刻宴毕，散朝。

归，清理文件。作应调人员清单，至申正始毕。至湖广馆赴宴，应张竹汀等六人之招也，灯后散席。归，夜写信与朱修伯商事，核别敬单。二更三点睡。（同治八年正月十五日）

评点

今天是元宵佳节，由皇帝出面宴请蒙古、朝鲜等藩属国，请大学士、尚书陪同。藩属国的代表可以享受皇帝所赐的奶茶及酒，而陪同的大学士、尚书则没有。曾氏想起道光二十六年，他以日讲起居注官的身份在正大光明殿当班时，曾参与过这种盛会。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轩昂青年已被岁月摧折成衰朽残年了。

这顿饭从辰初二刻即上午七点半开始，到辰正三刻即八点四十五分结束，历时一个小时多一点。从我们今天的就餐习惯来看，这是一顿早饭，而且用餐时间短。看来，这顿饭吃的是形式，借吃饭这桩头来传达朝廷对藩属国的礼遇和关心。世上有许多有形式而无内容，或者形式大、内容小的事情，也不能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有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形式是大有区别的。就拿宴请外藩来说，一年到头皇帝亲见外藩代表的次数应该是很少的，倘若不借过年的机会设宴见见面，就几无相见的可能了。那么，大清国与藩属国的亲密关系从何体现呢？

日记结尾有一句话：“核别敬单。”虽只短短四个字，却是一件实打实的大事。外官尤其是握有实权的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官员进京陛见或办公事，与之能套上关系的京官会轮番请他吃饭，以示亲热，其实更主要的目的，是向外官讨银子。这是他们收入中的一大项目。外官也识相，在离开京师时会给他们以银子。这种银子就叫别敬。此种做法，为大家所默许，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任你是何等清廉的官员都不能免俗，故而当时有的手头不阔绰的外官，不是万不得已，是不轻易进京的。

曾氏是一个廉洁而俭朴的人，但他既然进京，便也不能特殊。我们看他这年正月二十二日写给儿子的家信：“正月灯节以前惟初三、五无宴席，余皆赴人之召，然每日仅吃一家，有重复者辄辞谢，不似李、马二公日或赴宴四五处。盖在京之日较久，又辈行较老，请者较少也。军机处及弘德殿诸公颇有相敬之意，较去冬初到时似加亲厚，九列中亦无违言。然余生平最怕以势利相接，以机心相贸，决计不作京官，亦不愿久作直督。”我们从这段话里可以窥视出当时官场的风气。不仅京师的官不好做，就连靠近京师的直隶的官也不好做。

那么，曾氏离开京城时，会送多少别敬呢？也就在这封信里，他告诉儿子：“余送别敬壹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亦厚耳。”曾氏准备送壹万四千两银子，所有籍隶三江即江苏、安徽、江西与两湖即湖南、湖北的京官都送，以视同等对待。当然，并不是平均分配，其中亦有厚薄之分。三江是曾氏为官之处，湖南是他的老家。湖北为什么要送？这是因为湖北与湖南历史上长期是一个省，只是到雍正二年才分开，两湖人过去常称大同乡，即源于此。再加之曾氏曾做过七天的湖北巡抚，老九做过近两年的湖北巡抚。这样一来，银子自然不少。

这笔庞大的银子从何处来呢？从两江总督衙门中的小金库里来。小金库里的银子又来自何方呢？来于“缉私”，即来于对不法商人的罚款。罚的款没有入国库，用于主管官员的公关支出。这便是古往今来官场的公开秘密。曾氏是个自爱的人，他没有将小金库的银子挪作私人财产；至于不自爱的官员要把它转化为私产，那自然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所以，就会有许多做大官的拥有金山银山，而从法律层面来说，他并没有贪污，他还可以说是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