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系统论思想和哲学上局部与整体关系的分析告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局部的问题，都必须放在事物的系统和整体中来把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不行的。对于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规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我们不能仅就这一范畴而单纯地、孤立地论这一范畴，而首先应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贯思想这一总体中来把握。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除《资本论》序言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分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做过多次论述。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19]
无可争辩，马克思所考察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前三项”（即后来的《资本论》）中所要研究的，是“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即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
接下来，马克思还谈到，当时就已经存在的政治经济学，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而“市民社会”，则是指“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20]即生产关系的总和。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也指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政治经济学是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主体，作为“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来研究的。[21]恩格斯对此也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22]为了澄清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的可怕混乱，恩格斯再明确不过地指出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23]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广义的社会生产关系，这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中得出的毋庸置疑的结论。
《资本论》序言中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阐述，虽然与以上论述相隔近十年，但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有原则性的差别。
这首先是因为，《序言》和《导言》写于19世纪50年代末。当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付出了十五年之久的心血，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基本成熟。这两篇著作，既是对他十多年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概括与总结，又是为出版和进一步系统整理自己的经济理论所做的安排和说明。这个时期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应该说，是建立在长期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还因为，对后来的《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一开始就说明：《资本论》“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这两部著作，是“初篇和续篇”[24]的关系。二者在研究的对象、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直到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还引用了俄国经济学家考夫曼这样的话：“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25]并对此表示赞赏。
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对他的研究对象做了原则性的修改。马克思也更不可能做了这样的修改而不加以说明。既然《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那么，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当然都应该包括在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范围之内。其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中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一样，都应该是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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