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及文献回顾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汶川震后，慈善捐赠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在理论界，已有相关研究，如黄学敏等（2008）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出发，研究认为，在社会重大紧急情况下，企业应采用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社会责任模式以适应公众期望而进行策略性捐赠；而山立威等（2008）则从经济动机的角度实证研究得出企业会出于自身利益进行捐赠，政府和公众不应强行要求企业捐赠。两篇文章极大地丰富了企业捐赠的研究文献。以上文献都是针对企业捐赠的，而个人慈善捐赠作为捐赠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见到相关文献。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表述将慈善事业进行了官方定位。我们认为，要实现慈善事业的社会保障功能，对我国普通公众慈善捐赠潜能的挖掘十分重要，研究我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具有重大意义。

国外文献对个人慈善捐赠的研究由来已久。理论上，研究的出发点是：在市场经济下，一个自利的人为什么会把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慈善捐赠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化的利他主义行为，从而区别于亲缘利他。）基于这种思路，学术界研究慈善捐赠的立足点是个人效用。Becker（1976）起初构造了一个“纯利他主义模型”，即他人的消费（效用）是个人效用函数的一部分；随后，Warr（1982）和Roberts（1984）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路，他们把他人效用拓展成公共利益纳入个人效用函数中，在这种模型下，慈善捐赠就成了一种私人提供的公共品了。但是，这两种理论模型并没有给出个人慈善捐赠动机和行为的强解释，同时也与经验证据不符，因此，Andreoni（1989、1990）基于“非纯利他主义”动机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温情效应”的捐赠动机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人慈善捐赠除了能享用捐赠带来的公共利益外还可以获得额外的个人效用（利益），这种假设使得我们可以像分析私人品一样研究个人慈善捐赠（Andreoni，2007）。

在经验研究上，主要是对个人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Taussig（1967）最早用美国的纳税申报数据进行了定量研究。他的研究得出捐赠价格（在慈善捐赠的经济学文献中，捐赠价格即指捐赠的税收价格（=1-边际税率），直接的含义是捐赠的税收扣除力度越大，其价格越低；反之，亦反。）对捐赠水平几乎没有影响。Taussig的研究使得收入和价格成为最初研究个人捐赠影响因素的主要内容，而且数据来源主要是纳税申报数据，但纳税申报数据存在缺陷，（如纳税申报表中的收入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捐赠者的收入能力，收入和捐赠价格变量可能与人口特征（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有关。）使得收入和捐赠价格的估计结果有偏差，（估计结果偏差主要体现在收入和捐赠价格对捐赠水平的弹性差异上。）基于此，Feldstein和Clotfelter（1976）采用了家庭调查数据，开始将财富及一些人口特征也纳入回归模型，突破了捐赠水平的影响因素只限于收入和价格的局限。后来的研究者根据数据的可得性，继续拓展个人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选择范围，将一系列人口经济社会特征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进行研究。此外，研究者对来自慈善机构方面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研究，Freeman（1993）、Schervish和Havens（1997）、Bryant et al.（2003）以及Y rük（2006）等人的研究表明慈善机构的劝募可以增加人们的捐赠概率或者（和）捐赠水平；在慈善捐赠过程中，人们对慈善机构的评判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方面，Chhaochharia和Ghosh（2008）研究发现人们更偏好于信息公开、运行高效的慈善机构，慈善机构的排名对善款的筹集有明显影响。Bekkers（2004）、Wang和Graddy（2008）研究了社会资本对捐赠行为的影响，发现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等对捐赠行为有明显影响。研究还发现一国不同地区的捐赠行为有差异，如Kitchen和Dalton（1990）对加拿大的研究，Jones和Posnett （1991）、Schlegelmilch et al.（1997）对不列颠的研究。

在个人捐赠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中，对“0”因变量（没有捐赠）的处理非常重要，这涉及估计方法以及研究的全面性问题。早期的研究，要么只对捐赠水平用“log-log”法估计，如Taussig（1967）、Feldstein和Clotfelter（1976）等；要么对“0”因变量加上一个很小的正数，再用“log-log”估计，如Boskin和Feldstein（1977）等。这两种处理方法均不能对捐赠行为进行全面解释，Reece（1979）等人开始采用标准Tobit模型进行回归，从而将捐赠参与也纳入模型，但是该方法假定捐赠参与和捐赠水平的影响因素是相同的，仍然不能对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做出优良解释。因此，随后的一些研究在估计方法上继续改良，如Jones和Posnett（1991）使用了Double-Hurdle模型（双层围栏模型，即一般化Tobit模型）、Lankford和Wyckoff（1991）使用了经Box-Cox转换后的标准Tobit模型、Carrol et al.（2005）用了一个经双曲转换（IHS）的Double-Hurdle模型。

国内目前对个人慈善捐赠的研究多局限于宏观理论探讨，尚无系统研究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所用的研究方法也较简单。在笔者检索范围内，杨高举等（2006）通过一个对高校学生的小范围调查进行了研究；李芹（2007）基于一个村庄捐赠活动的个案调查统计分析得出村庄社区捐款水平不一定取决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区组织化程度、领导者倡导以及社区人文传统往往占据重要位置，村庄社区的参与机制、激励机制以及宣传机制在捐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对个人捐赠行为展开系统研究，基于最新随机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t和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方法，实证研究了个人因素、地区因素和捐赠渠道等对个人捐赠参与和捐赠水平的影响，一方面希望促成我国个人慈善捐赠实证研究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试图从特定事件中挖掘出我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一般性经验证据，为今后政策部门规划个人慈善捐赠事业以及慈善机构如何设计增加慈善捐赠参与和捐赠水平的策略提供一定参考，以此促进我国个人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

本文第二部分建立理论模型和估计方法，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