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权的行为类型

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为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Jensen and Meckling，1976)。根据代理理论，“管理者自利行为”是指由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管理者可能采取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而获取自身利益的行为。管理者自利行为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利用职权增加在职消费(Burrough and Helyar， 1990)，为掌握更多资源或获得更高薪酬而热衷于“帝国构建”(Jensen， 1986)，为保住自身职位不被他人取代而进行特殊投资(Shleifer and Vishny， 1989)，当公司面临被收购威胁时，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的保障程度(Hart-zell et al.，2004)等。

高管行为的上述问题，归根结底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所引发的代理成本的具体表现，并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日益重视和广泛关注。公司治理所需解决的根本问题即是利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手段，促使作为代理人的公司管理层做出符合股东利益的决策和行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为管理层提供恰当形式的激励契约。在这一理论框架下，Bushman and Smith(2001)认为公司治理体系能够从两个层面发挥作用:第一，从静态激励契约视角看，股东能否通过薪酬契约的激励效应降低与高管之间的代理成本以最大化企业价值;第二，从动态激励契约视角看，对业绩不佳的高管能否进行及时更换以促进经营绩效的提升。而现实的景象却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公司高管薪酬的急剧增长使得公司高管的薪酬契约安排日益成为公司治理的焦点问题，并被视为是“经理资本主义”背景下管理层内部人控制的典型弊端。近几年中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涨幅同样惊人，金融危机背景下国企高管与员工之间巨大的薪酬差距更是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并遭到普遍质疑。与此同时，作为激励契约的动态层面，经营不善的经理人固守职位的“堑壕行为”也通常被视作最严重的代理问题之一而饱受诟病。

其次，作为企业最为重要的生产经营活动，资本配置行为无论是对于一个企业的成败还是对于一国经济增长而言均至关重要。企业的资本配置决策决定了企业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进而决定着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因此，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核心财务问题便是企业的资本配置决策问题。自然，如何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已成为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企业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的根本保障。那么，对处于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中的中国国有企业来说，其资本配置行为表现如何呢? 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来看，资本扩张作为企业重要的表象特征得到了极为明显的展示，总体上国有企业规模扩张的速度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并呈现出长期高速扩张的强劲势头。其突出表现在:“做大做强”成为近些年来众多企业的经营口号和战略目标，而多元化扩张俨然成为不少管理者所偏爱的发展路径。

最后，资本市场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信息市场，会计信息对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Healy and Palepu(2001)认为，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减轻管理层和外部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强化资本市场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而随着一连串公司舞弊案件的相继发生，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信息透明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不少研究发现高管确实存在通过操纵会计信息而掩饰其非效率投资或在职消费等行为对公司价值损害的激励和能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作为衡量公司治理效率的标尺。尽管我国政府在增强信息透明度及强化会计管制等方面一直在做持续不断的努力，然而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却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深入研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迄今为止，已有一些文献从薪酬激励、高管变更、资本配置和信息披露等角度对管理者自利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是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企业高管的控制权特征因素。Aghion and Bolton(1992)首先注意到控制权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并基于这一视角考察了不同权力结构状态下内部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及效率差异。作为转型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初实施放权让利改革以来，整个国企改革历程实质上即是高管控制权不断形成和提升的过程。中央或地方政府通过金字塔股权层级的延伸将企业决策权逐渐由上向下转移，企业管理层权力得到了空前加强(Fan et al，2010)。而且我国政府推行的“一把手”负责制和长期孕育形成的“一把手”权力文化也使得分权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权力高度集中到企业“一把手”手中。与此同时，全民股东的高度分散性导致实际上是由政府官员代理执行对国企高管的监督，由于监督动力不足、经理层寻租诱惑以及监督信息匮乏等问题容易引发监控弱化，以致内部管理层实质上拥有了对公司的重要控制权(朱茶芬和李志文，2008)，客观上为高管攫取私有利益创造了条件。徐莉萍等(2006)也指出，在公司治理还相对孱弱的环境当中，改制后的国企更多地面临管理层私利行为产生的风险。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出发，频频见诸报端的国企高管超高薪酬以及薪酬与业绩“倒挂”等现象似乎已经违背了薪酬契约设计的初衷，而国企频繁实施的资本扩张战略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管理层用于谋取私人利益的手段。同时，在自利动机驱使与约束弱化的情况下，国企会计信息的不透明特性也饱受非议。显然，在一系列公司行为异化的背后体现更多的可能是高管运用控制权寻租的踪迹。

那么，结合上述因素，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即是:在以“行政干预下的经营者控制型”为主要特征的国有企业治理架构背景下，国企高管通过控制权的行使和运用究竟对以薪酬契约和职位变更为代表的激励契约安排是否产生了自利性影响? 高管的控制权特征对公司资本配置行为以及会计信息透明度等具体财务决策又发挥了何种效应? 其经济后果又如何呢? 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建立有效的高管激励和选聘制度，显然，上述问题的答案对设计合理的激励契约和高管选聘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在转型时期不同的权力结构特征下，探究影响企业资本配置行为背后的高管自利动机和实现途径，对于理解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微观投资结构异化和效率损失，阐释影响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和制度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高管具有隐瞒其自利行为的动机和能力，对信息及其披露的操纵也被视作内部人掩盖其利益侵占的主要方式，因此，控制权特征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此外，作为公司治理领域中一个新的研究课题——高管控制权问题越来越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虽然相关研究文献比较多，研究内容比较丰富，研究方式也比较多样，但是，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和梳理后发现，目前学者们在对高管控制权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方面，不论研究思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存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而本书的研究工作对于拓宽现有研究领域的范围、弥补现有理论阐释的不足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并且所总结的研究结论对于从根本上把握高管控制权的整体特征、厘清高管财务自利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而制订防范国企高管权力寻租的有效措施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为提高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投资者保护体系等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政策建议。

正是根植于对上述论题的结合思考，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不足的完善和发展，形成了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