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的国际标准

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才算得上是世界城市，我们怎样才能判定和测度世界城市？毕竟，世界城市不是自封的，是有着基本的功能特征和指标要求的，达到了这些指标，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公认。

（一）世界城市国际标准

世界城市有多种含义，基于对国际化大城市概念的不同理解，各国学者分别提出了各自的衡量指标。

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采用“核心—边缘”的方法，给出了七项指标用来衡量世界城市：①主要的金融中心；②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③国际性机构所在地；④商业部门（第三产业）高速增长；⑤重要的制造中心；⑥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⑦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这些衡量的指标开始注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市场外扩、功能延伸。并将全球30个主要城市，按其所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为两个部分：核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半边缘国家（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然后又根据上述指标将之分为“第一级城市”和“第二级城市”两个档次：在核心国家中，第一级城市有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鹿特丹、东京；第二级城市有旧金山、休斯敦、迈阿密、多伦多、布鲁塞尔、米兰、维也纳、马德里、悉尼。在半边缘国家中，第一级城市有新加坡、圣保罗；第二级城市有香港、台北、首尔、曼谷、马尼拉、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加斯、约翰内斯堡。他的这种评价体系局限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空间格局排列，虽然比较宏观，指标体系也比较全面，但可操作性不强。

经济学家科恩（Conhen）的“跨国指数”和“跨国金融指数”方法，是在分析美国一些城市在全球城市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时提出的。他认为只有当这两个指标均位于前列的时候，这个城市才能被定为“全球城市”。跨国指数是指在全球最大500家工业公司的某一城市所发生的海外销售额占这500家公司的海外销售总额的比重及它的销售总额占这500家公司总销售额的比重，如果这个指数大于1.0，则该城市属于国际中心城市；大于0.7小于0.9则属于国内中心城市。对这两种指数进行综合评估，从全球范围看，只有纽约、伦敦、东京在两项指标中均居前3位。所以这3个城市属于全球城市，而巴黎、莱茵—鲁尔城市带、大阪、芝加哥、法兰克福和苏黎世的等级低于上述3个城市。

萨森（S.Sassen）从全球经济化的角度，将全球城市看作各类国际市场的复合体（multiplicity），是外国公司的主要集聚地和向世界市场销售生产性服务的主要集散地，同时由于这些城市在全球经济的运作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全球城市也应当是国际性不动产市场最重要的所在地。为此，她提出全球城市应是“主导性的金融中心”“主导性的国际货币交易中心”“国际性不动产市场”。萨森用这三项要求分别对17个最大城市和城市圈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资本数量、股票价值总量、房地产项目等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是，纽约、伦敦、东京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城市。

卡尔拉伯特（Carlabbott，1997）认为，按照经济的专门化功能，20世纪后期的国际性城市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际型生产城市，直接为世界市场服务，致力于出口商品的生产国际化或拥有大国际企业的分厂；二是国际型通路城市，指历史上欧洲人进行海外定居的地区和殖民地的一些城市，如美国历史上的一些商业城市和19世纪欧洲扩张时一些殖民地城市都属于这一类；三是国际型交易事务城市，指向政治、组织信息或文化信息方面实现专门化。他制定了衡量三类城市的一个系列标准，其中包括衡量这些城市进行国际联系的标准、衡量为首的国际性城市的标准。他列表把美国纽约、华盛顿、迈阿密、洛杉矶、休斯敦、新奥尔良、旧金山及亚特兰大等城市在许多方面的指标进行了比较，如外国人口的出生、外国银行数量、外国旅游者、新移民数量、进口物质的价值、具有外国领事馆的数量以及外国建立姊妹城市关系的数量等，经过比较，纽约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城市。

诺克斯（Knox，1995）提出，用功能分类的方法可能更有用，他根据以下三个功能将世界城市分类：首先是跨国商务活动，由入驻城市的世界500强企业数来衡量；其次是国际事务，由入驻城市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数来衡量；最后是文化聚集度，由该城市在国家中的首位度来体现，比如其与全国最大的次大都市的人口之比。

卡斯特尔斯（Castells）非常强调国际城市与全球各地的流量（例如信息、货币、人口、物资等流动），指出世界城市的产生与再发展是通过其流量而不是它们的存量凝结来实现的。戈弗雷（Godfrey）和周（Zhou）（1999）建议在确认全球和地区中心时，不仅要考虑国企总部的数量，跨国企业分公司的因素也需考虑在内。比沃斯托克（Beaverstoek）和泰勒（Taylor）发表了《世界城市名录》一文，文中提出了用现代服务业中的财务、广告、金融和法律等四大产业来区分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划分全球城市，他们列出四大产业全球排名前几十位的跨国企业，考察它们子公司和分公司在世界城市的分布情况，根据公司个数的多少将世界城市划分为三个层次：10个Alpha级城市、10个Beta级城市、35个Gamma级城市。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对城市国际化的研究，但对城市国际化评价的指标还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基础建设方面。最早出现的评价是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会同青岛市政府办公厅（1995）邀请60位知名专家学者参与对国际化城市进行的一项“特尔斐法”研究。最终，专家们从中选出了五项“最为关键的指标”（年资金融通总量、年人均生产总值、港口吞吐量、外汇市场日交易量、外贸转口额）以及其余十三项“基本指标”和“参考指标”等，这些指标都集中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王书芳（1999）认为，衡量国际大都市的标准和指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选择：反映城市人口规模及构成的指标；反映城市经济综合实力的指标；反映城市经济结构和国际化经济功能与服务功能水平的指标；反映城市环境条件、基础设施水平和交通、邮电、信息业国际化水平的指标。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城市国际化理论研究的不断进步，城市国际化的评价指标开始出现城市现代化基础和国际交流并重的局面，如刘玉芳（2007）根据国际化城市的概念和判断标准，提出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社会进步和国际化水平四个方面综合评价城市的国际化程度。随着我国城市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加深，对城市国际化的评价也逐渐开始集中到注重城市的国际交流方面来。沈金箴、周一星（2003）认为辨别世界城市的指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国家和国际政治权力、跨国公司总部、国内和国际的贸易、全球金融机构、全球专业化服务、全球信息、全球消费、全球文艺、世界性活动、全球交通节点、全球制造中心、城市经济规模城市人口规模。社科院倪鹏飞博士（2006）提出对城市的国际化评价，除了从城市经济国际开放度方面评价外，还从城市人文国际开放度来评价。经济国际开放度用以下指标衡量：外贸易依存度、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外企占城市总企业的比重。人文国际开放度则主要考虑：移民人口指数、外语普及率、外来文化影响度。

（二）建设世界城市的国际新思路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世界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趋向，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了新的提升。

在传统的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模式中，城市资源遭到极大浪费，生态环境也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新的世界城市的发展中，各国高度重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关爱环境。生态平衡的宜居环境在城市发展中日益具有重要地位。追求低碳目标、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建设世界城市新的重要目标。

20世纪末以来，随着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的兴起，文化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驱动力。而独特的富于魅力的文化品格、城市形象和市民人文素质，也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因而也成为世界城市获得最佳品牌效应的重要途径；文化多样性和宽容和谐的城市氛围，使得像巴黎这样的世界城市得到了更多的青睐。而优异的创业环境、高阶舒适的生活、文明的城市环境，也使得新加坡、悉尼、香港等国际城市，成为吸引外来人才和国际人口的重要目的地。

传统的现代性理念和国际城市发展中，经济发展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城市代表着财富的集聚、富人的天堂，代表着企业的驻地、商贸的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以自身主导的产业赢得成功，是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所以城市管理者们更关注中央商务区（CBD）、产业集聚区、机场、高新技术园区的发展。但未来的变化趋势是，城市功能由经济主导型或经济唯一型向综合平衡的更加社会化的功能转变；全球城市的发展更注重城市社会功能的开发，更注意解决城市的公共服务问题，防止社会分化，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

世界城市化的发展经历了“集聚——高度集聚——困境——分散”的发展过程。城市化初期，大量的人口向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聚集，当聚集达到饱和的时候，出现了一系列重症城市病，如交通拥堵、生活成本日益提升、城市功能高度集中、地价飞升等。这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日益下降，导致了城市的分散化取向——城市的空间结构由高度集中逐步走向分散化结构。

世界城市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都市圈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国家的都市圈的迅速崛起，显现了都市圈发展新的方向和特点。新兴国家都市圈在全球城市网络战略中的地位大幅提升，它对于所在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影响。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都迅速发展，呈现了新兴都市圈的发展潜力正在不断释放。

这些国际上的相关理论讨论与实践运作都将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推动我们按照北京发展的现实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北京特色的世界城市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