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苗族先民的历史贡献

文　毅，张兴雄，覃忠跃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地方民族文化与教育研究中心，贵州　都匀　558000）

摘要：蚩尤是中华民族的三大人文始祖之一，以蚩尤为首的九黎氏族部落，开疆土、兴农耕、制五兵、创百艺、明天道、理教化，为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苗族；祖先；历史；贡献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五大文明之一，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繁衍、生息，创造了绵延不断的东方文明。这个东方文明的源头就是以炎帝、黄帝、蚩尤三大人文始祖为代表的三祖文化。认识三大人文始祖，就是认识我们的祖先，就是认识我们的中华民族；研究三祖文化，就是研究灿烂的中华文明。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在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各民族都有自己卓越的贡献，苗族是历史最悠久、文化积淀最丰厚、贡献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以蚩尤为首的九黎氏族部落，开疆土，兴农耕，制五兵，创百艺，明天道，理教化，为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蚩尤是中华民族的三大人文始祖之一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黄帝）之时，神农氏（炎帝）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史记》正义道：“九黎君号，蚩尤是也。”《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祈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逸周书·尝麦篇》载：蚩尤打败炎帝，“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1]这些史料记载和传说，述说了远古时期中华民族三大先祖及其部落集团为开拓疆域、壮大力量、谋求发展所经历的纷争与融合。五千多年来，以蚩尤为代表的苗族先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与各民族一道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在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互相帮助，增强团结，融汇为统一、和谐的中华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大家庭。苗族先民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又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蚩尤善战，后世尊奉为战神，为苗族后人所景仰。黄帝、炎帝、蚩尤是中华民族的三大人文始祖。

二、苗族先民创造辉煌灿烂的文明

要研究苗族先民的文明，除依据文献记载外，还必须关注考古领域，应用考古学成果。承前所述，“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遗存与九黎集团的文化联系密切。近年，三峡考古工作又有新发现，俞伟超先生考古研究认为，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文化系统中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原始文化为三苗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充分反映了苗族先民所创造的文明成就。

1.开疆辟土

据史料记载，苗族先民开疆南方，五帝时拓展北方，把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的原始森林和荒芜地开发成为后来适于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楚国丈量全国土地，楚王后裔庄峤带楚民（包括苗）远征云南，最早开发云南，秦、汉之际，苗人由江北移入江南，后又从江南迁向西南，在迁徙中，他们每迁徙一次，就留给后人一大片开垦地、耕稼地。不断地迁徙，不断地开发，他们不断地使江汉平原、两湖（洞庭、郡阳）周围，一处处大小不一的美好田园相继出现和形成，不管是南方的肥田沃土，还是北方的广阔草原，都留下了苗族先民的汗水、足迹。这就是苗族人对祖国的无私贡献。

2.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主要指以石器为主的农业经济。大汶口文化中精制的椭圆形斧、穿孔铲、刀、锛、凿等石器生产工具，以粟为主的农业，渔猎生产占有一定地位。大溪文化以种植稻米的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狩猎、捕鱼等，在大溪文化遗存中经常发现一些稻草、稻壳印痕，墓葬中大量随葬整鱼，这时的家畜饲养也较发达，主要家畜有猪、狗、鸡、牛、羊等。屈家岭时期各遗址内发现了大规模稻作遗迹以及家庭饲养业遗存（包括大量的猪骨和狗、鸡、羊的陶塑），说明原始农业、养殖业有重大发展。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也有稻作遗存，其中河姆渡文化中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是我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良渚文化中的养蚕、纺织业比较发达。这些考古成果说明，苗族先民已由原来依靠采集、狩猎、捕鱼等生产方式为生，转而经营收入较为稳定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农耕技术成熟，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考古发现正好同蚩尤九黎部落生存的时代和活动地域相吻合，可以视作最早从事农耕稻作的蚩尤九黎部落所留下的文化遗存。说明苗族先民总是从事农业生产，始终是一支劳动大军，影响和推动着农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2】

3.制陶与冶金

苗族先民在中华大地上是较早掌握制陶和金属冶炼并使用金属工具的先民群体。大汶口文化的红陶、灰陶、黑陶、灰白陶，三峡地区石家河文化的铜器，《管子·地数篇》记载的“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又云“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遁甲开山图》云：“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冶西方之金”。《吕氏春秋·荡兵》亦有载：“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龙鱼河图》“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据考古发现，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平江灰坑和铜熔块采矿遗址、麻阳县九曲湾古铜矿井，都是春秋时代以前的先民冶炼场所。文献记载与现代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等等，说明苗族先民掌握了先进的制陶技术、铜质冶炼技术，并制造了金属工具、武器等，这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说明苗族先民对中华民族的科技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

4.刑法与宗教

《周书·吕刑》记载：“蚩尤对苗民制以刑。”《尚书·吕刑》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刖、琢、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这是关于蚩尤创制刑法的记载。《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军士皆昏迷。”《山海经》记载：“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以从，大风雨。”《玄女兵法》记载：“蚩尤幻变多方，征风招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国语·楚语》记载：“少昊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这是九黎之族“好祀重鬼”，把持少昊部族祭祀大权的情况。九黎率先发明的宗教即巫教，至今，在湘、鄂、渝、黔一带，苗族聚居地区流传的“赶尸”、“落洞”、“巫蛊”等巫术相传都与蚩尤有关。总之，文献史料记载说明了以蚩尤为代表的“三苗”部族是中华大地上最早创制刑法、创制宗教（尤其是巫术）的人们共同体。

5.文学艺术

苗族先民在文学艺术上的贡献主要以口头文学、荊楚文化为代表。湘西《永绥厅志》记：“苗民有七十二堂神。”多神崇拜、万物有灵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神话流传于民间。苗族先民在上古时期就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神话，例如黔东南的《苗族古歌》，其中包括《开天辟地》、《铸造日月》、《枫木歌》，黔西北的《谷佛补天》，湘西的《奶归玛篝》，滇东北的《造天地万物》，广西大苗山的《龙牙颗颗钉满天》，海南的《盘王》等等。这些神话、古歌记述了开天辟地、补天、天地形成、造日月和射日月、万物起源等内容，充满幻想，积极健康。《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和“贾理”都是苗族口头文学的代表。

《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广泛流传并运用于麻山苗族地区，分散流传于贵州西部苗族地区，这是一部麻山苗人在丧葬仪式中对亡灵返回亚鲁王国时代历史唱诵的神圣诗篇，是一部26000余行活形态的大型长篇史诗。“史诗”的语言优美，表现形式灵活多变，有的用叙事形式朗读和呤唱，有的用道白的形式问答，诗歌采用反复重叠和比兴表现手法，歌唱的曲调低沉悲苍，旋律单纯，节奏简洁。《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迄今已有约2500年历史，3年前发现于贵州麻山地区。《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所传唱的是西部苗人创世与迁徙征战的历史，所颂扬的首领亚鲁王是苗族民族英雄。长诗以铿锵有力的诗律和舒缓凝重的叙事风格，生动讲述了西部苗人的由来和迁徙过程，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曲折融合的历史见证。

“贾理”（苗语“JiaxLil”）在口头文学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贾理”流行在黔东南苗族地区，“贾理”既是对这类亦诵亦歌的口头诗体作品样式总的专称，也是对这种样式的单篇作品的通称，由许许多多相对独立和完整的部分组成，总篇幅超过万行。“贾理”集苗族古代文学、史学、哲学、法学、语言学、民俗学、自然科学、巫术等于一身，是苗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圣经”、“法典”。“贾理”主要传承人是理老、寨老和巫师，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应用特点，可唱、可颂、可呤、可说。例如由王凤刚搜集整理的《苗族贾理》，其中《创世篇》、《洪水篇》叙述人类的起源、天地日月星辰等的形成、自然界万物的产生、鬼神的产生、许多自然现象的起因等等；《迁徙篇》叙述中部苗族的具体迁徙路线以及在黔东南地区村落分布的历史格局；《巫事篇》选录扫寨、祭嘎对、开路、解钩四则，论述苗族古老神秘的原始宗教。《苗族贾理》共80万字，其内容广博精深，反映了苗族古代先民的文学、历史、哲学、法学、民俗、科技等文化内容，在篇幅框架构建、内容编排、遣词造句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高度完美、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呈现出气势磅礴、高屋建瓴、环环相扣、流畅顺达、风格浪漫、富于哲理等特色。《苗族贾理》既是苗族民间文学中的一枝奇葩，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许多学者认为苗族与荊楚同宗共祖，苗族文化与荊楚文化在许多方面相同、相通。例如楚辞中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招魂》等“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表现了超现实的浪漫思绪和丰富的文学表现形式。其中楚国巫文化与苗族神话“古歌”中的开天辟地、日女月男、打柱撑天、箭射日月、民族起源、婚丧习俗等内容、形式都大同小异。罗义群教授研究认为，以苗族神话“问”的形式为表现的民间文学与屈赋《天问》如出一辙，作为祈祷胜利的军傩乐歌与古今苗族风俗大致吻合；《少司命》的主题反映了苗族文化中的求子习俗；《山鬼》则与苗族巫歌同为真幻交混，二者有惊人的相似；《国殇》则表现了楚苗所共有的鬼雄崇拜，充分论证了屈赋与苗族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4] 关于苗族文化与荊楚文化，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称楚国为“苗族的楚国”，龙海清、龙文玉在《屈原族别初探》中研究认为屈原是我国第一个把巫术文化作为创作背景的苗族作家。楚辞对于巫术文化主要吸收其形式，取其炽热又丰富的想象和情感，表现了他的爱国热情和政治理想。田兵先生在《苗族名称与今天苗族》中说：“实际上屈原是楚国王室，整个当年楚国的领导层都是苗族。”如果这些观点成立，说明楚巫文化源于古代苗巫文化，而当今的苗巫文化又保留了荊楚文化。

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婚宴上可连唱三天，在芦笙场上可连跳三天，因而有“芦笙响，脚板痒”之说。苗族舞蹈包括巫舞、史诗舞、爱情舞、娱乐舞，其中巫舞与祭祖敬神荊有关，既继承了荊楚歌舞祀神，又保留了恋祖情结。总之，苗族歌舞代代相传。

我们知道了楚文化与苗族文化的关系，弄清了楚辞是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和最有生命力的文学形式，与《诗经》、先秦散文齐名，同是中国远古时代最辉煌、最成熟、最具特色的典型文学形式，楚辞的发展与苗族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苗族创造的巫术文化以信鬼好巫、多神崇拜而著称。各种祭祀活动是巫教与神话文艺杂交的统一体。屈原正是从这种统一体中吸取了营养，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诗风。苗族所创造的巫术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曾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屈赋狂放、奇艳的美学风格，影响了曹植、左思、鲍照、李白、李贺、辛弃疾等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和诗人。他的不朽诗章反映了他的不朽人格，在历史的熔炉内已升华为一种屈原精神。屈原精神蕴含的爱国主义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忧国忧民之心，已成为支撑国人灵魂的脊梁。每年的端午节人们都要包粽子、划龙舟，纪念这位文化先驱。”[5] 苗巫文化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楚文化矿藏，是屈赋乃至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源泉。可以说，苗族先民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文学艺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结　语

中国苗族是一个经历了数千年不断迁徙的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苗族在历史上曾创建过三次文化高潮，即黄帝与蚩尤时代以发明兵器、刑法、宗教为代表的第一次文化高峰，大禹和三苗时代以创造稻作文化为代表的第二次文化高峰，以楚文化为代表的第三次文化高峰。苗族先民对人类的历史贡献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论述美洲印第安人的贡献一样：“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和经验，多少可以代表我们的远祖处于相等状况下的历史经验。印第安人的制度、技术、发明和实际经验，构成人类记录的一个部分，其价值特别宝贵之处在于他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印第安人本族的范围。”

参考文献：

[1]李廷贵等.苗族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2][3]贵州省苗学会.苗学研究通讯[J].贵阳：贵州省苗学会，2000，（11）：9.

[4][5]罗义群.苗族文化与屈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