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整合的尝试及其改进

在综合上述两种理论进路的基础上，周雪光(Zhou，2000)提出了“市场——政治共生模型”(a market-politics co-evolution model)，指出政治和市场是互动演化(co-evolve)的：“在某些领域，它们相互竞争和制约；在某些领域，它们相互加强；在另一些领域，它们则相互适应和改变对方”。周雪光(Zhou，2000)进一步指出，国家(政治)与市场的互动演化有着以下几个机制：第一个机制是倪志伟(Nee，1989)“市场转型论”阐述过的，即：现有的再分配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制度)和新兴的市场制度之间的竞争(这一机制承认了“市场转型论”的观点)。其次，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机制就是政治竞技场里的利益争斗(利益政治，politics of interests)：任何制度变迁的过程都最终取决于政治竞技场中的利益分配。相对那些伴随着市场出现的新利益(集团)而言，已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既定利益(集团)也得到了相当的回报。这些回报，既包括政治权威、政策制定和实施权力的获得，也包括保护和发展他们利益的组织的能力提高。第三，在周雪光(Zhou，2000)的这个模型中，国家的角色处于中心位置：包括市场在内的经济活动是在政治权威所设定的制度规则之内运作的(这一点诺思很早就有论述，见：诺思，1992/2008a)。尽管从市场制度逻辑出发，市场制度的比较性优势将促使国家和国家政策倾向于市场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利益并最终为后者所掌控。但是，国家也具有一些独特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并不必然是和市场联系的，如对政治稳定性、合法性和历史传统的考虑同样会促使国家倾向于对市场进行限制(陈那波，2006)。

冯仕政(2007)曾对周雪光(Zhou，2000)的“国家(政治)——市场共生演化观”这样评论道：相对于市场转型论和地位权力论，互动演化论在理论上有两点重要的改进。“第一，它并不认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游戏完全是此消彼长、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相反，国家与市场之间除了相互竞争、削弱和制约以外，还可以相互加强，甚至相互适应和改变对方”；“第二，相应地，在经验研究中，除了静态地研究国家和市场谁赢谁输、谁赢多少谁输多少之外，还要动态地研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其机制”。在以南街村为案例的考察中，冯仕政(2007)进一步指出了国家(政治)——市场互动演化模型的亟待改进之处。首先，“国家(政治)——市场共生演化论”没有注意到国家、市场以外的诸多周边环境；其次，国家(政治)与市场之间互动演化形式远远不止“市场”与“再分配”(计划/指令)的二分法那么简单，而是存在诸多实践形态，但“国家(政治)——市场共生演化论”并没有给予充分论述；第三，共生演化论虽然概括了市场竞争、利益政治和国家管制等三种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机制，但仍然显得不够完整和简洁，亟需在不同的解释中进行修正。陈那波(2006)在评述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理论的论争时也指出，在2000年的《美国社会学评论》上，曹洋、倪志伟(Cao & Nee，2000)对周雪光(Zhou，2000)的“国家(政治)与市场共生演化”模型提出了批评，认为该模型具有强烈的“模型不确定性(model indeterminacy)”，因为它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国家政策或者市场安排为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是国家(政治)与市场之间互动的产物。曹洋、倪志伟(Cao & Nee，2000)举例说，这个模型并不能解释例如“国家为什么重新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这样的问题，尽管这个措施有可能是为了留住较高素质的人才以免他们被市场机遇所吸引而流失，但也可能是国家为了提高行政官僚的运转效率，而不是起因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因此，曹洋、倪志伟(Cao & Nee，2000)认为，所谓的“国家(政治)——市场互动演化”模型，仍然存在着一个“黑箱”。因此，在后续对农民生活机遇的研究中，陈那波(2010)通过对广东省三个案例地的民族志考察，对“国家(政治)——市场互动演化”模型进行了运用，详细地阐述了国家(政治)与市场的共生演化是如何影响农村地区个体的生活机遇的。这项研究也算是对打开“国家——市场互动演化”模型“黑箱”的一种尝试。“国家——市场互动演化”模型所引致的诸多正面评价和批评，一方面肯定了其在制度变迁研究中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也昭示着该理论模型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