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其著名论著《风险社会》中，首次使用“风险社会”来描述后工业社会。至此，“风险”代替“危险”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后来的事件也在不断证实着“风险社会”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见解。比如，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英国的疯牛病、美国的“9·11”事件和中国的“非典”事件。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有两个：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现有社会结构、制度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的状态转变。毋庸置疑，风险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都必然会面临的危机，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具体来讲，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当前的社会风险，更多地源于各种利益诉求引发的社会矛盾。这一点在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可以找到依据。周永康指出，我国目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由于利益诉求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30]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由此引发的体制转型的过程，整个社会的利益分化愈来愈明显，而贫富差距也拉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也在相继增加，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体制性摩擦和异质社会观念引起的冲突时有发生。一方面，适度的利益分化有助于发挥社会激励的作用，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有利于激发社会成员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31]同时，适度的利益分化有助于我国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32]另一方面，不当的利益分化使贫富差距扩大，部分利益群体的利益受损，这将打击人们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社会利益分化不当使利益分配的不公现象增多，引起多数社会成员的不满，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利益矛盾和冲突加剧，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33]利益分化必然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富裕引起的矛盾，并不比贫穷引起的矛盾来得少。[34]尤其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原有的物质利益结构的分化和新的物质利益结构的重建，使变革的社会出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复杂利益群体。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滞后性等某些消极因素的存在，很难自觉地调节各种利益矛盾。[35]在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利益主体日趋多元的社会转型与快速转型期，如何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与博弈环境，调整资源配置的方向，建立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达到利益均衡，实现互利共赢，应对战略机遇期社会结构变迁所引起的社会张力，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危机或社会风险，是新时期我国社会管理的机制创新之维。[36]因此，做好此项工作必须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利益整合功能。
（一）统筹发展：多元利益的协调与整合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在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变动，出现了“有感增长、无感发展”，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失衡。这种利益关系失衡主要体现在阶级阶层利益关系不协调、城乡利益关系不协调、地区利益关系不协调、行业利益关系不协调、劳资利益关系不协调、干群关系利益关系不协调等方面。这些利益失衡现象的背后，既有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体制陈旧、规章制度不健全的原因，也有社会管理不完善、不到位的原因。社会越是分化，就越需要进行利益整合。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已经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在这样一个多元利益博弈的多样化社会中，能否将利益进行有效整合，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的关键。传统社会简单的社会结构致使阶层间的利益趋同化，改革开放后，阶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和群体，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些矛盾问题和不满情绪极易被无限放大，可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破坏力。2011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小悦悦”事件即是最好的佐证。
南海发展中的问题，在于制度的顶层设计中蕴涵着几对利益主体的矛盾，包括本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外地人与外地人间的利益矛盾，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间的利益矛盾等。具体来讲，就是所有的制度设计的初衷都是防止本地人的利益遭到外来人口的侵占。这意味着，既有经济发展的挑战，又有维持社会公平的压力。面对转型与发展所带来的多重矛盾和交叉压力，在利益整合中维护社会公正，在效率和公正的平衡中继续推进改革和发展，是南海下一步发展需要直面的首要问题。化解这些社会风险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改善民生状况。只有不断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大多数社会风险才会随之化解。二是要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六个结合”，即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37]
（二）多元利益诉求的统筹兼顾——南海农村“出嫁女”问题的启示
南海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权益纠纷问题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出现。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经济利益的驱使以及法律政策不统一、裁决机制的缺乏等原因，“出嫁女”及其子女权益纠纷问题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近年来，部分“出嫁女”及其子女维权欲望越来越强烈，她们为得到更多的个人利益，不断从镇到区、市、省甚至是到北京上访，采取过激行为，制造轰动效应，向各级党委政府施压。据相关部门统计，在南海上访总数中，涉及“出嫁女”的上访数占总上访数的50％以上，“出嫁女”问题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经过区委、区政府的努力，“出嫁女”问题的解决取得很大的成绩，相关材料显示，“出嫁女”及其子女股权落实了99.3％；兑现了“出嫁女”及其子女分红的经济社占89.5％；农村“两确权”完成了90.4％。[38]
1.“两确权”——破解农村集体资产改造的资金瓶颈难题
针对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明确和户籍制度改革后社区成员身份越来越模糊从而引发农村利益争议的情况，在确立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前提下，南海区推行自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分开（职能、资产、财务、机构、人员五分开），村委会和村民小组从农村集体资产经营和经济运营中退出，明确其职能是社会管理。同时明确股份合作组织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它只对股民的利益负责。在经营上，是实行独立核算、自我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四自一独”的市场经济实体；在管理上是成立理事会、股东代表大会、监事会。按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运作，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按照“民办、民管、民收益”的原则，聚集民资，以现金入股的形式，投资开发集体土地和改造低质资产，这种“自我投资、自我管理、自负盈亏、风险共担”的经营模式，打破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传统理念，有效地破解了农村集体资产改造的资金瓶颈难题，既加快了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产业升级，增强集体经济发展实力，又增加农民的收入，实现了集体与农民的双赢。目前农村“两确权”改革进展顺利，取得了良好效果，既摸清了集体家底，调整和完善股份章程，规范了成员资格和股权登记管理，又落实了一批“出嫁女”及其子女的利益。
2.“固化股权”——化解“小部分人利益”困境的根本途径
南海农村随着农村城市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推进，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地涌出，集中表现在“出嫁女”的问题之上，其权益难以确定，谁都想在集体利益中分得“一杯羹”，集体利益这个蛋糕怎么切，已成为现时农民争议上访的焦点。股权固化，封闭的利益链条被打破，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提供了可能。实行“固化股权，动态管理”后，一些股份组织的股权可以继承、转让、赠送、抵押、死亡的可由股份组织赎回等，股权再不会因农业户口的注销或退出土地承包等原因被剥夺，初步使股权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为农民转变身份择业迁徙造就了离土、离乡、离户、离股的巨大推力。固化股权后可以有效地减少或杜绝因人口变动引发的农村股权争议和上访。在固化股权后全面实行出资购股，取消无偿配股，以打破股权的福利性。在固化股权、出资购股的基础上，全面推进股权的合理流动。通过参股、控股、兼并、转让、委托等形式实行资本经营，突破传统的“村落经济”，力促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融入市场经济，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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