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

一、指标体系构建

1．新型城镇化指标选择

新型城镇化的构建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与环境的全面发展，实现最终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别是要注意在发展的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因此，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必然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及生态环境和城乡发展等各个方面。城镇化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所指的城镇化，即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以及空间城镇化，它还应该包括生态环境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以及城乡统筹发展等内容。

在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基础上，本书通过对中国城市经济学会（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蓝庆新和陈超凡（2013）以及国外（Soja，2012）关于城市发展研究成果的总结，综合考虑城市发展的不同维度，建立一个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其主要包括新型城镇化基本建设水平、新型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社会投入水平、新型城镇化环境友好水平4个准则层和13个指标层（表3－3）。

2．指标解释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建设水平直接体现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速度与水平，从最早提出城镇化这一概念开始，城镇化就主要表现为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域和社会变化，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化率则反映了城市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人口收入水平是对“城镇化质量”进行衡量的一个重要依据（牛文元，2006），它能够很好地反映城镇积累的财富与日益提高的居民生活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城镇化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产业发展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政府的投资和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它能够很好地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就业质量，扩大城镇的容纳度。

表3－3　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指标体系表

社会投入水平是新型城镇化建设核心思想“以人为本”的一个重要体现。社会公平能够有效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构造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物价水平则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民生问题的直接体现。各项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公共服务的配套保障如教育、交通、医疗以及信息化建设都是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公平评价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的公平程度越高，社会保障体系越健全，人民居住环境越稳定，社会就越容易实现可持续发展。

环境友好水平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个直接体现，其与传统的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不同。新型城镇化充分考虑了城市发展所需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生活垃圾以及空气质量是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的重要体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城市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在城市化过程中，改善环境和增加环保投入应该尽可能地实现城市发展的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契合。

二、测度方法

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是对一系列评价指标综合属性的客观反映，因此，对其测度一般需要使用综合评价方法。国内外学者对于新型化城镇水平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动态因子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以及熵值法等。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将这几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比如，有学者将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熵值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使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测度在质量上和难度上有很大的提高。这些方法虽然有很多优点，但大多都只停留在静态分析的层面而已。本书使用的是动态因子分析法（Dynamic Factor Analysis），它是在1978年由Coppi ＆Zannella共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研究方法，最大的进步和创新在于其是将主成分分析得到的截面分析结果和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的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进行综合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它能够有效地解决传统客观赋权法中存在的权重纵向不可比的问题。本书采用的是动态因子分析法的式（3－1），表示一种双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假设给定数组：

式中：i表示不同样本；j表示不同指标；t表示不同时期。

式（3－3）为动态因子分析法的模型，其将总变异具体分解为以下两个部分：

式中：＊SI为样本静态结构矩阵；ST代表了利用主成分分析得到的各时期的平均离差矩阵；＊ST代表了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的不同时期的变异；SIT为单个样本的动态差异矩阵，是样本和时间交互作用的方差和协方差矩阵，反映了由所有样本总体平均水平变化和单个样本变化所导致的动态差异。

该方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根据各年份的协方差矩阵S（t），求解平均协方差矩阵ST，其综合反映了数据静态结构差异和动态变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形式如式（3－4）：

（3）求解ST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以及各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

（4）提取公因子，并建立原始因子载荷矩阵。

（5）计算出各样本的静态得分矩阵式（3－5）：

式中为单个样本的平均向量为总体平均向量，i＝1，2，…，I；t＝1，2，…，T。

（6）计算出各样本第t年的动态得分式（3－6）：

式（3－6）中矩阵z．t是第t年各指标的平均值。

（7）计算平均得分E，即各年动态平均得分的年度平均值。

三、结果分析

1．描述性分析

为了保持数据口径的相对一致，我们选择各省份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03—2013年。除特别指出外，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四川、云南与贵州的统计年鉴。样本的描述分析结果见表3－4。

表3－4　样本描述性统计表

从表3－4中的描述结果来看，各个指标的标准差及最小值与最大值的差值均较大，以城市化率为例其标准差为16．18，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89．61与24．77，这主要是由于本章的样本涵盖了东部地区的上海、江苏与浙江等，也涵盖了西部地区的重庆、四川、贵州与云南等，而这些地区基本建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投入水平与环境友好水平程度差异显著，同时新型城镇化的各维度也在2003—2013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也为下面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分析提供了参考借鉴，即从区域差异及时间演化上展开。

2．测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前述动态因子分析法的步骤，得到特征值以及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表3－5），本书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共有9个，且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8%，超过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因此，本书提取这9个公因子进行分析是较为合理的。

表3－5　公因子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表

通过测算得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及排名，结果见表3－6。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章采用动态因子分析的方法，采用的是“均值－方差”标准化的方式，因而计算出来的结果有负值，而对于这种基期为负值的情况，本章采用蔡洙（2000）一年的方式：当基期的发展水平为正数，增长率＝报告期水平/基期水平－1；当基期数据为负数时，增长率＝1－报告期水平/基期水平，结果见表3－7，并根据测算结果绘制出图3－14。从综合得分及排名来看，新型城镇化得分位居前3位的分别是上海、浙江与江苏，居中的多为中部省份，如湖北、安徽和江西等，而西部省份除了重庆外，均在后段，较为贴近学界普遍认可的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的基本格局；而从得分的增长率来看，除江西、湖北、安徽和重庆外，其他各省（市）的增长率平均值均稳定在0附近，从标准差角度看，这一特性更为明显，中部各省份的波动情况更为突出。

表3－6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得分及排名表

表3－7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分增长率表

注：本表增长值的计算以2003年开始计算。

图3－14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及增长率

（1）从综合得分的排名来看，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与江苏居于前3位，湖北、重庆、安徽及江西排名中段，而四川、云南与贵州则排名后3位，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明显，如东部地区得分均为正，而中西部地区各省份在绝大多数年份得分均为负。存在这类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东、中、西3个地区的经济水平、资源要素以及政策环境存在着巨大差异。我国早期实施优先发展的战略，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便利优越，经济基础较好，城市环境设施齐全，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阵地，使得投资、贸易、财政、教育和环境等政策均向东部地区倾斜，作为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城镇从中受益最大。重庆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其经济基础良好，城市设施健全，并致力于向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内陆开放高地目标奋斗，因而其排名较为靠前。

（2）从综合得分的波动情况来看，区域内得分波动则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但区域间得分差异明显。这其中，中部波动幅度最大，东部与西部波动浮动较小。江西在2004—2013年间的增长标准差为1．94，湖北在此期间的波动也达到了1．83，而东部的江苏、上海与浙江的波动在0．11～0．20之间，云南与贵州的波动则分别为0．13与0．11。此类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城市开放发展的时间较早，城镇化建设已经趋于成熟与完善，主要的发展任务已经从数量和规模转向了质量与内涵，处于平衡发展的时期，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较大，在中部崛起等区域政策以及加大基础设施和城市群建设等因素的推动下，一方面面临着较多的机遇，如政策扶持，但是同时也面临赶超的压力，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会沿着惯性被采用，在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下，导致中部地区各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波动较大。

（3）若干省份保持了较强的个体差异性。如江苏新型城镇化得分近年来稳步提升，江苏以“三圈四市五轴线”为城市化战略调整核心，继续强化接轨上海，以非均衡发展原则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重心向苏南地区倾斜，大量资金、信息、技术和人才从上海或经过上海进入苏南，同时受上海城市化战略调整的影响，浙北要素反流上海形成负效应，导致苏南与浙北在接受上海辐射能力上的差距逐渐拉开，从而致使江苏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浙江；反观湖北，2007年12月国家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之后，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五个一体化”建设，城镇化指数从2007年的－0．11增长到2010年的0．08。此后，由于政策环境的变化和武汉作为中心城市作用的不断提高，城镇化步伐逐步放缓，新型城镇化指数出现了下降趋势，到2011又一次变为了负值，但此后逐步缩小；对于另外一个波动比较大的江西省，其城镇化指数在2006年由－0．16下降到2007年的－0．51，而后又逐年回升，到2010年上升到－0．26。这类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西省在2007年正式颁布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十一五”专项规划》，该规划指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江西省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积极培育城市群；继续坚持工业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大中城市将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和就业容量大的制造业以及其他都市型工业；小城市和小城镇将把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作为城镇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大力发展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和为中心城市配套的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