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的各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

（1）传统厂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知。大宗商品厂商既包括产业链前端的上游厂商,也包括产业链后端的下游厂商。以实体经济生产产品为主的制造型企业,也包括厂商的供应商厂商。例如,大宗商品PVC（聚氯乙烯,一种应用广泛的塑料原材料）的生产工艺有两种：乙烯法与电石法。目前我国PVC产能的80%是由电石法生产的。因此PVC的上游厂商包括PVC生产的氯碱行业中的众多企业,也包括电石生产、乙烯生产、煤炭生产、电力生产、石墨烯生产等众多企业,PVC的下游厂商主要是建材加工企业。

厂商认为供给不仅仅只是生产,供给侧不仅仅局限于生产制造环节。供给侧的范围应该是综合立体体系,领域、层面、环节众多,涵盖整个生产过程,例如大宗商品PVC的供给侧流程,如图3-2所示。

图3-2　PVC供给侧流程示意图

从以上流程看出,供给侧是一个产业流动的好几个环节组成的一段进入市场的过程,既包括最基础的生产要素的获取,也包括生产原材料的生产或获取,最后还包括通过自身制造系统生产出工业产成品流通到国际国内市场,签订供销协议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其中相应所需的配套物流服务、金融服务也应该包含在供给侧流程中。因此,供给侧本身就是市场中的一个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环节、一个点。供给侧不仅包含生产制造系统,还包括要素资源、定价机制、产业整合与组织（产业链与价值链）、市场服务（物流、金融服务）等环节。从目前传统的运作模式来看,这几个环节都是没有分割的,即贸易商与厂商进行商贸活动,产品销售、产品定价、产品检验、产品运输与金融结算服务都是统一在这一单生意合约中的；未来我们构建的运作模式中这些都是分离的,通过买断产能、第三方物流、物流金融及金融衍生服务等环节的分离,使得市场运转效率大大提高,有力促进了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些会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不是去产能、去库存以便调整供给总量,因为供给与需求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一对“冤家”,新的需求会催促产生新的供给,而创新性高层次的供给能激发新的需求。因此,供给侧改革不是简单地去库存、去产能,而是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灵活性与适应性,通过产品转型升级,激发消费者产生更高更好的需求来消化过高的产能。

有人会问,大宗商品产能过剩为什么还要生产?因为大宗商品企业投资周期长,投资建厂之后,都会在企业所在区域形成一定的产业集聚,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即使产品积压,也要生产,否则上游原材料厂商的产品也会突然出现产能过剩,造成整个产业链体系各个环节的设备闲置,工人失业,导致社会矛盾突出,那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因此,现实中不是企业不愿意限产、停产去产能和去库存,而是身不由己,满负荷生产最多只是产品积压,资金积压的困难也可以延展支付原料供应厂商的货款,或者继续向银行加大信贷额度,甚至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融资解决,问题解决起来反而比限产、停产去产能来得简单,也没有那么棘手。

大宗商品生产大都是由行业内具有国资背景的大中型企业完成的,那么这些企业如何参与供给侧改革呢?我们认为,供给侧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尤其是能源、建材、钢铁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例如,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约为全球的50%,达8.04亿吨,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亏损严重。在投资大、负债高、产品又滞销的严峻经营情况下,国有企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的目标任务更艰巨。因此必须转变企业的商业模式,转变过去注重大规模生产的做法,打通全产业链,与贸易商、下游厂商结成战略合作关系,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促进产能向库存转移,向下游生产转移,使得后端下游厂商的较高利润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向产业中端、前端各个环节适当转移。这样上游厂商才有积极性和能力去提高产能、提高产量,加快转型,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加快技术革新,培育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企业经济效益,更灵活地满足市场不同层次的需求。

（2）中间贸易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知。贸易商处于产业链的中间端,通常被称为中间商。随着全球经济出现下滑拐点,大宗商品需求没有增量,产能过剩,而且大多数大宗商品的价格是通过供给端脉冲来实现的,上游厂商限产检修则市场价格会涨一点,满负荷生产则价格会下降一点。这使得大部分商品价格变化都是以供给端的脉冲来展现的,是供给端而不是需求端在影响着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上行和下行。由于生意越来越难做,不做则流失客户,越做就越亏损,因此大宗商品贸易商不断陷入资金困境与发展困境。例如,托克公司^[3]金属和矿产品部门负责人Simon Collins表示,由于2016年6月青岛港融资丑闻^[4]爆发后,大宗商品行业融资更加困难了,尤其是与钢铁贸易相关的矿厂、炼厂和金属加工厂,信贷额度越来越低,信贷获得资金越来越难,这已经成为大宗商品行业的常态与共识。银行自身资金回笼压力也大,对贸易企业授信卡得很严。传统的贸易商“还旧贷新”融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银行先是哄着贸易商还旧贷,回笼资金后就不再授信了。再加上目前大宗商品国内外贸易都是亏本买卖,铁矿石、大豆、煤炭、螺纹钢、塑料、油品等主要大宗商品贸易基本上都是亏钱在做,越亏生意越难做,越亏银行越不敢贷款,导致恶性循环。

因此,贸易商热切期盼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链一体化的新商业模式的到来。目前,中国的大宗商品贸易商到了改革创新的关键时刻,产能过剩的困境中,大宗商品市场不是不需要贸易商,而是产业链的上下游厂商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找到那些能够提供特色贸易与金融服务的贸易商,并与之结成战略联盟。经济不景气时,客户找不到贸易商,上游工厂找不到客户。平台很重要,这是共享经济的基础。因此,贸易商迫切需要开启新的市场运作模式。新模式什么样?就是要将资本和实业打通,形成资本和实业的正能量循环,通过放大资本市场来推动实业发展,资本市场则依靠不断快速增长的实业支撑将原来的泡沫化逐渐剔除,不断提高大宗商品实体经济的现实需求。

从目前大宗商品PVC市场状况来看,上游厂商（如中泰化学、新疆天业等）正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企业经营环境更加严峻,但大多数企业认为并不是这个市场没钱赚,而是没有构建一个共享经济平台,使产业链各参与方均能够分享利益。虽然上游厂商在经营困窘的情况下不断研究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但下游企业目前就过得很舒服,2015年以来PVC原材料售价平均下降了近20%,但其产成品的售价却一涨再涨,例如塑料制品在原料价格基本没什么变化的情况下产品销售价格却上涨了一倍多。

（3）产业链后端厂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知。中国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迁移基地近二十年来,中国制造的品牌已经在全球打响,对于大宗商品每一条产业链而言,前端制造业与后端制造业都面临机会,面对全球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我国的大宗商品前端制造业稳步发展,内需和出口量都得到较快发展,规模效益明显增大,产能逐渐加大。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处于大宗商品产业链后端的终端产品的需求也快速放大,再加上供应链的“牛鞭效应^[5]”,使得产业链的供应链需求快速放大,产业链后端企业加大库存,放大需求,进而带动后端企业不断向上游企业、上上游企业进行需求放大传导,原材料需求不断由下游向上游传导,导致需求夸大,产能扩张。而且这个需求是实业界的真实需求,很容易促进产业链的需求传导,造成过度繁荣,进而使得上游生产商、中间贸易商、下游生产商过度兴奋,而其中的巨大风险却很容易被产业的良性发展所忽略。

以PTA的产业链为例来说明以上的理论或现象：国际服装产业迁移到中国,中国成了服装产业国际代加工的基地,来料加工及出口量的快速增加,促进了我国服装产业的生产与繁荣。就拿宁波来说,宁波是最大的服装生产基地,最繁荣的时候拥有服装厂商3000多家,年产服装近25亿套,其中拥有包括雅戈尔、杉杉、罗蒙、唐狮四大中国驰名商标,太平鸟、洛兹、培罗成等15个中国名牌产品。宁波纺织服装产业是传统产业,简称宁波“红帮”,也是优势产业,是领先全国的时尚产业,是宁波区域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宁波“红帮”产品结构合理,产业链完整,产业集群优势明显。

服装产业快速发展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扩张,传导机制如图3-3所示。

图3-3　服装产业链产能扩张及其传导机制

如上图所示,服装制造基地扩张是由于国际需求增加拉动出口所致,服装生产又刺激了布料、印染、化纤等原材料需求的快速增长,这是产能传导的表象。

其实产能扩张只是表面的传导,其实质是利润的传导。产能扩张伴随着利润传导。产业发展初期,服装加工通常拥有较高的利润,早期的投资就自然集中在服装产业链终端生产加工这个环节,这一时期,生产企业如雨后春笋,宁波大大小小的几千家服装企业就是这样诞生的,一段时间内这些企业日子过得还很不错。但是由于市场的逐利行为,使得服装产业终端的生产加工以及投资这些产能及产品供给量迅猛增加,终端产能逐步上移,利润也大幅削减。利润削减会导致产业资本逐层向产业前端上游环节移动,再加上产业链后端下游需求快速扩张导致前端上游供给端的不足,因此产业资本的扩大是沿着产业链由后端向前端推进,投资额度也逐渐沿着移动方向放大,需求端快速扩张越发促进了供给端增长滞后。随着需求端产业利润逐渐被挤压,大宗商品实体经济转型势在必行,必须逐步转型到非产能扩张带来的提升附加值来实现。否则产能的不断扩大以及逐级上移,会侵蚀产业底层的绝大部分利润,从而不断逼迫产业资本上移,加剧供给端产能过剩的矛盾。例如,服装产业到了2002年的时候已经没多少利润了,这时候服装生产企业已经进入了去产能的阶段,大量资金就投向了产业上游的化纤、涤纶,从而拉动了PTA的需求,利润也有保障,使得产业资本在一两年之内就呈现集聚投资效应。这一时期也正是大宗商品周期上涨的阶段,一直到2008年PTA才大致供需平衡。而后遭遇全球经济危机,供给端的产能矛盾才不断恶化,大宗商品价格才不断下滑,步入漫漫熊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