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会计的崛起

伊坎这类人、苹果公司做出的这类回购行为和其他大型上市公司推动的股东积极主义目前是观察金融崛起的最佳窗口。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公司将额外获得的收入或贷款中的约40%投资到实体经济中。[15] 这一切在里根时期发生了变化。马萨诸塞州大学卢维尔分校教授威廉·拉佐尼克就回购做了广泛的研究，他认为“总体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企业为股市投放资金，而不是反过来。”[16] 为这场破坏性的转变开启绿灯的立法修订发生在1982年。对放松各种市场管制而言，这是极为关键的一年。最高法院否决了伊利诺伊州反收购立法—同时暗示其他州的类似立法—的有效性。司法部放宽了对行业集中度的限制，让更偏向垄断的大型公司得以出现。闸门向企业狙击手们开放了，他们后来成了“门外的野蛮人”，这从布莱恩·博瑞夫和约翰·希利亚尔的同名作品中得名，讲述了1988年雷诺兹-纳贝斯克被杠杆收购的过程。[17] 这场收购交易额巨大，同时让公司背负了巨额债务—这类收购也是整个时代的缩影。伊坎在这一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事恶意收购，对象为年迈的环球航空公司（他将公司资产零碎卖出以便支付这笔交易）这一类，并要求德士古公司出售资产来支付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股息和股票回购。他在德士古拥有主要股权。

与此同时，证券经纪公司E·F·赫顿的副主席约翰·沙德被任命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为回购热潮做好了准备。他是华尔街经理中首批支持里根竞选总统的人之一，并领导了在纽约的筹款活动。在约瑟夫·P·肯尼迪1934年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之后，再也没有华尔街人士担任委员会首脑了。沙德上任带来了另一个关键变化：过去公司回购自己股份被认为是操纵市场，如今关于它的监管措施被大大放松了。在1982年11月10日，证券交易委员会不顾长期委员约翰·埃文斯的反对，批准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回购，规模高达公司之前4周的平均日交易量的25%。埃文斯认为这种做法本质上让操纵市场合法化了。随着规则的变化，市场波动加剧。沙德知道回购会抬高股价，他觉得这样对股东好—对股东好就是对美国好。现实世界向芝加哥大学的企业管理模型的转变开始了，在这个模型中，公司的运行目的明确为“最大化股东价值”。[18]

沙德让回购在法律上成为可能，但今天这种回购扮演关键角色、包含飞涨的企业薪酬和错误决策的混乱体系是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建立的。（考虑到希拉里·克林顿对于回购的新抵制，这颇有讽刺意味。）事实上，克林顿时代利于市场、不利于实体经济的立法政策是将市场变成赌场的重要手段。这些法律往往是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旋转门的结果。股票薪酬和回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涨，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飞跃。当时“新经济”科技公司开始游说反对新会计标准。这种新标准将要求公司在账目表上写明股票期权的价值。斯蒂格利茨曾经尖锐地评价道，回购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司允许高层经理“以低于市场价购买公司股权，然后假装这些资金并未易主”。金融和科技游说的力度可以从支持他们的对象中看出。支持他们的人包括重要的民主党人，如加利福尼亚参议员芭芭拉·柏克瑟和黛安娜·范斯坦，还有大多数保守派。[19]

克林顿政府本身也支持他们。著名的有罗伯特·鲁斌（同时担任过财政部长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和劳伦斯·萨默斯（鲁斌的副手，后来接任财政部长），他们支持许多允许更高企业薪酬和为富人免税的规定。公平地讲，许多克林顿时期的官员很关心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收入不平等。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和美国大多数工人到手的工资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引发了华盛顿政府的辩论。政府出台了规定，要求首席执行官的免税薪酬不得超过100万美元，但允许额外的“绩效”工资高于100万美元。斯蒂格利茨也曾在克林顿政府工作，担任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他说这是克林顿任职期间最棘手的立法。

他说，“当他们促成了绩效奖金免税时”，同时开启了拿股票期权充当更高奖金的大门，“他们没有想办法确认股价上涨在任何形式上与绩效有关。无论股价上涨是出于经理努力还是出于利率降低或油价变化，这条优惠政策都成立。”税法逐渐放宽，偏向企业债务而非股权，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变化。（如今企业保证金借款创下历史新高，这要归功于税法对借款的优惠）税法规定给了公司通过回购操纵股价更多的动力。这些政策为鲁斌这样的人物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他离开公职后担任花旗集团高管，赚下1.15亿美元现金和更多股权收益。难怪鲁斌还在财政部的时候拒绝支持要求提高期权透明度的提案。斯蒂格利茨说道。“股票期权飞涨大大刺激了各种各样的不良行为，只是为了让每个（企业）看上去比实际上更好。这是造成我所说的‘创造性会计行为’的直接原因，这种行为对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也从美国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中得到力量。但当斯蒂格利茨将这些问题报告给鲁斌、萨默斯或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时他们都说，“我们不应当干预市场。”[20]

这些争论常常用来为政府干预市场会打击创新性的说法辩护。然而现实恰好相反。我们的经济增长在监管严格的时候，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更加迅猛。不仅如此，“政府本身”还资助了许多资源的开发，正是这些资源让苹果这类私营企业成就了今天的利润。威廉·拉佐尼克、马里亚纳·马祖卡托和奥内尔·图卢姆这些学者在一篇论文中论述了为何苹果公司的现金应当回馈给纳税人而不是投资者。他们说得不错，政府创新正是资本主义的燃料。

他们的论文写道，“苹果公司无须发明集成电路，也无须发明图形用户界面。它也无须发明互联网。更重要的是，苹果公司无须建造大学来培养工程师，修路以供毕业的工程师通勤，或是制造飞机来把货物和人力运输到全世界。苹果公司也无须与政府一起在80年代与日本进行贸易洽谈，并在90年代为自己的产品能接触到高增长市场而与中国协商。”[21] 这些事都是政府做的。然而从苹果股价峰值中获利的是公司高管和投资人。这类企业的财富是许多利益相关的人耗费几十年才积累起来，但财富的最大受益者却是高管和投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