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之后的国家

当然，许多人会问，如果金融对经济有这样的抑制作用，美国经济怎么会复苏呢？这其中当然有诸多因素，比如油价疲软和随之而来的消费需求上涨。这些因素最终让美国在危机8年后迎来经济增长。但我认为这些都是短期、周期性的趋势，可以—并且一定会—变化。实际上，消费者的信心和消费在危机之后会持续波动。星巴克总裁霍华德·舒尔茨在2015年对我讲，就算在经济复苏期间，美国消费者依然“脆弱”，就好像刚刚经历了某种创伤一样。舒尔茨和许多其他执行官相信，这种易受惊的特征已经成了一代人的印记。这一代美国人虽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任，但可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以至于无法再扮演传统角色了。

与此同时，经济的深层结构性功能障碍依然存在。它扎根于金融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大小依然在不断接近历史最高值（从它在就业中所占比例判断），虽然这个数值可能随着数字技术对就业增长影响的日益加深而有所变化。有一点很清楚：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偏向于金融，金融思想在非金融机构的日常管理中也日渐占据主流地位，这两者同时影响了实体经济和社会的运作。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扭曲了竞争环境, 造成了持续增长的不平等和资源向社会经济金字塔的顶端聚集，还极大地拉低了资源分配的效率。这种资源分配的低效也许是经济增速减缓的原因，而非表现。[8]

这些并非新的发现，而是被搁置或遗忘的旧的警告。比如，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表达过对此的担心：市场资本主义也许无须雇佣大批人就能运行得很好，尤其是在资本投入到了投机而非生产性投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他呼吁政府通过特殊激励促进长期投资。）其他的思想家，比如海曼·明斯基、哈利·麦格道夫和保罗·斯维奇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念，主张金融会自我制造泡沫，并且必然会从实体经济中吸纳资金。就像明斯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是个有缺陷的制度，如果它的发展不受约束，就会引发周期性的严重萧条和永久性的贫穷。”[9] 他还相信在这种时候政府会被迫成为最后的贷款者。当国债规模水平上升，要求允许更多投机活动的公众压力不断增加，更多不稳定因素由此诞生并不断发展，最后贷款者这一位置将很难维持。这种金融系统和原生经济的萎靡“互利共生”的故事还有一个证据：二战后的每一次经济复苏都要比之前更漫长、更疲软。[10] 市场不能永远逃避金融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

现在，新的重要依据是支持这些想法的数据库，而且其内容在不断增加。国际清算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艾尼斯·哈鲁比和布兰戴斯大学教授史蒂芬·切凯提在研究了金融是如何影响1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后，于2015年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发现生产力—每个工人创造的经济价值，它和人口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随着市场金融部门的高速扩张正在下降。更糟糕的是，生产力最容易受影响的正是像先进制造业那样对经济长期增长和就业最为关键的产业。这是因为金融业更倾向于向房地产和建筑一类的领域投资。这些领域虽然生产力很低，但能提供更快、更可靠的短期收益（还有经济危机时可以出售、经济快速增长期可以证券化的抵押品）。[11] 难怪受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地区，其经济形势几乎全都表现出信贷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增长。[12]

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放松管制，促进银行从推动投资的传统形象转变为支持投机的角色。这也为所谓“股东革命”铺平了道路。“股东革命”后，企业为回报投资人不但陷入了债务深渊，还做出了许多只重眼前利益的决定，这两种后果都让资本流入到经济体中对社会不那么有用的领域，并造成了难以通过货币政策等一般方法打破的恶性循环。证据之一就是虽然联邦政府向市场投入了4.5万亿美元，还设定了6年间连破历史新低的利率，企业依然只将资产的1%至2%投入到实体经济中，[13] 其余大部分主要以资产价格上涨的形式直接进入了世界上最富有的10%人的口袋里。这些人不太可能像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那样把大部分钱花出去。

我想亚当·斯密本人都会同意，我们的市场体系遭到了腐蚀，成了经济增长的阻碍。他的市场运行理论诞生时，小家族企业主要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运行，并平等地享有信息。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则充满了特殊利益、公司垄断和让斯密都难以置信的不透明。让我把话说得更明白：我虽然批评现存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但我并不欣赏计划经济或者想要完全背离市场体系。我只是认为现有的体系“不能”正常运转。美国现存的是“食利者经济”，一小堆既得利益者取得大部分利益，却损害了社会整体的增长。我同意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保罗·沃尔克这类经济学家的观点，接受政府审慎监管的市场才是迄今已知的和平和繁荣的最佳保证。我们需要向这个目标迈进，否则我们永远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种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