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代金融业也有个教父的话，此人必定是世界最大金融机构之一花旗集团的前任总裁桑福德“桑迪”·威尔。他从布鲁克林的班森贺区顽童凭借三万美元起家，成长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从华尔街的一名职员最终成长为超级银行的领袖。这段故事可谓“大而不能倒时代”的缩影。
1998年，威尔麾下的旅行者集团（一家保险投资公司）与花旗银行合并，组成了新的花旗集团。这是美国金融化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一刻，地球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集团由此诞生。不仅如此，它还成了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最后一根稻草。《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大萧条时期的银行法, 旨在保护消费者免遭金融界的剥削。威尔将这次合并称为“金融服务业史上最伟大的交易”和“我的职业巅峰”。[1]这次兼并让新成立的花旗集团有能力提供几乎所有已知的金融服务，涉及从信用卡业务到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包销，从高速交易到抵押贷款，从投资顾问到销售任何复合证券，并且它在160多个国家中全天候营业。就像曾经的大英帝国一样，花旗集团也成了日不落集团。
因此在2012年年中，这位“金融帝王”抛弃以往观念的做法掀起了轩然大波。威尔在2003年从花旗总裁的职位上辞职，并在近期就自己在8年来最糟糕的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的采访，宣称自己对银行、金融的看法几乎全都是错误的。他说，实际上，如果他可以重来一次，花旗集团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今天这样。更有甚者，金融机构通过花费数十亿资助竞选和游说议员力保的商业模式已经为全美储户和纳税人带来了让人难以接受的风险。威尔如是道，“我们应该做的可能是将投资银行业务从（商业）银行中剥离出来。”“让部分银行吸收存款，让部分银行发放商业贷款和不动产贷款。让部分银行做一些不会对纳税人造成风险的事，这样就不至于导致‘规模过大而不能倒闭’的情况了。” [2]
现实证明威尔的发言可谓金玉良言。4年后，一系列灾难性的决定让花旗集团和其他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坠入金融危机的中心。与之相伴的是账面上数亿美元失控的证券和马上要爆发的大规模恐慌、威胁要让国家陷入另一场大萧条的焦躁民众。这场危机最终耗费了1.59万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还有价值12万亿美元的联邦担保贷款）。即便这样，这场危机依然让事实还不止如此。
经济危机尘埃落定后，美国的复苏依然了无生气，尤其是和过去的复苏经历相比。部分政策制定者、学者和普通消费者开始怀疑问题出在更深层次。他们认为，虽然金融业的本意是支持实体经济、提供公司和个人发展需要的流动性，现在的金融业似乎不再具备这个功能了。摩根士丹利的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雷曼兄弟破产后的一个采访中向我说道：“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联系已经严重弱化。”[4]
的确，随着银行接受救助并迅速恢复，实体经济的情况反而更糟。银行的利润达到新高，但面向企业和消费者的贷款规模却缩减了。企业盈利不错，但少有公司愿意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商业街”上。市场驱动的经理人宁愿将大部分收入交给富有的投资人和华尔街。[5] 与此同时，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一如既往地重视证券交易，毕竟没有不重视证券的理由，因为这是银行业的“赌场”。监管部门没能—而且至今依然未能—阻止银行家们更加追逐收益更高的金融活动，即无聊、过时的贷款业务。衍生产品交易，这种市场上最具风险的业务，甚至在危机后见长。在2013年年末，全球衍生品交易市场比2007年增加了20%（而美国监管部门还希望能通过基本没有增长的预算对其加以控制）。[6]
这还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影子银行，金融业基本尚未接受监管的部分（包括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和通用电气这样大公司的金融部门）像野草一样疯长：自2011年以来每年以1.3万亿美元的速度攀升，至今已达36万亿美元。[7] 在此之中，美联储为帮助个人而设立的低利率，最终没能如愿提高人们为住房重新融资的能力，只通过推高股市成了让富人更富的工具。（本书第七章将会指出，房屋市场复苏大多由投资者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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