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数原理述评

时间：2022-07-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如上所述，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倾向“比较稳定”，要大量增加殊为不易。凯恩斯正是根据倍数原理，用投资减少所引起的总投资加倍减少这种剧烈波动，来解释经济危机时期的投资猛降、生产剧减、失业严重增加的病症。因此，凯恩斯主张鼓励消费，限制储蓄。综观倍数原理的上述要旨，现在应该对它作何评价呢？

如上所述，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倾向“比较稳定”，要大量增加殊为不易。在这种前提下，投资是决定就业的主要因素，于是他转而强调投资增加对促进就业和收入增加方面的重要作用。然则增加投资这种“吗啡”注射处方对增加就业（解救失业问题）和收入究竟“疗效”如何呢？新增投资究竟能对就业和收入引起多大程度的增加呢？他用数学公式推导：在新增投资与由此而引起的总就业增量（总收入增量）之间，得出一个确切的比例关系，后者是前者的许多倍，称为“倍数”。关于新增投资在“疗效”测算上的这种理论，就是倍数原理。在凯恩斯就业理论体系中，倍数原理甚为重要。如果说投资理论是凯恩斯理论的主轴的话，则倍数原理可以说是这个主轴理论的核心。

从上面第五章介述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早在1929年支持英国自由党竞选纲领：通过财政拨款、主办公共工程、解救严重失业的投资方案，在投资效果的估算上，就粗略地提出了倍数思想。经过几年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和演化，倍数原理逐渐趋于完备，趋向数理化、公式化，最后才正式建立起来。在这一思想形成过程中，倍数观念被提出的时机最早，花费的时间最长，经过的曲折、反复最多，并且在《就业通论》一书中高度强调其作用和威力，由此可见倍数原理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倍数原理的要旨，可以大致概括如下：

（一）中心命题是，当失业严重时，政府新增投资最终可以导致投资、就业和收入总量的好多倍

从常识推理言，此中道理并不复杂。作为解救失业的新增投资，购买器材和增雇工人，这一原始投资直接导致第一轮新增就业量、收入量。这一轮新增收入必然导致第二轮新增消费量、收入量、就业量和投资量。由此类推，一轮又一轮地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派生收入增加引起第三轮、第四轮……新增消费量。这样，原始投资引起一系列派生收入。投资刺激消费的增长，必然引起消费品生产的增加，从而引起消费品部门收入的增加，进而又可以引起消费需求的再度扩大。把它们统统加在一起，使投资增加所导致的总就业量比第一轮就业量大好多倍。凯恩斯据此得出结论说：在投资与收入、投资与就业之间有一种倍数关系存在：投资与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叫“投资倍数”。

凯恩斯认为，投资的小额变动会在就业上引起巨大的变动，投资较小的增加量就会引起更大的就业量。投资由国家来总揽，政府投资对严重失业病症能够起到“药到病除”的作用。他说：“投资只占国民所得中之较小部分，但当投资数量变动时，却能使总就业量与总所得量之变动程度，远远超过投资量本身的变动。这种现象，有了倍数原理以后，就得到了解释。”⁽²¹⁾由此可见凯恩斯对投资由政府来总揽，动用政府投资解救严重失业，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这一强大威力，极端重视，寄予无限希望，并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二）这个倍数的大小，依存于边际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这个倍数越大，一特定量投资变动所引起的就业变动也就越大。在消费倾向“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失业救济方策在于增加投资。新增投资会刺激消费品生产的增加，但它究竟会给予怎样大的刺激，究竟会引起多大的就业增加，那要看这一新增投资所引起的新增所得，会以怎样大的比例被用在消费上面。例如，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为80％，原始新增投资为100万元，首先使投资品（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收入增加100万元。这新增的100万收入有80万元用于消费，则第二轮派生收入为80万元。这80万元又有64万元用于消费，即构成第三轮派生收入。如此类推，总收入增量为：100＋80＋64＋51.2＋…＝500万元，即总收入增加五倍。如果边际消费倾向小于80％，则总收入增量也就相应减少。反之，如果投资减少，也同样通过一系列连锁反应，一轮又一轮地引起收入递减，收入总减量也会为新减投资数量的好几倍。

凯恩斯正是根据倍数原理，用投资减少所引起的总投资加倍减少这种剧烈波动，来解释经济危机时期的投资猛降、生产剧减、失业严重增加的病症。也正是根据倍数原理，用投资增加所引起的总投资量、总收入量、总就业量的加倍增长这种“新奇策略”，企图“有效地”救治失业病症，消除经济危机，保持充分就业，经过30年左右的持续增长，使资本设备臻于丰裕境界，配合食利阶级的“无疾而终”，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永葆青春，进入“乐观世界”。前面说过，投资理论在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体系中居于主轴地位，而倍数原理也就成为这个理论的核心，要害即在于此。

（三）凯恩斯进一步把倍数原理公式化

以Y代表收入，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ΔY代表收入增量，ΔC代表消费增量，ΔI代表投资增量，ΔS代表储蓄增量，表示边际消费倾向，按：收入增量＝投资增量（或储蓄增量）＋消费增量，则ΔY＝ΔI＋ΔC，即：

以K代表投资倍数——一定投资增量ΔI同由此而引起的总收入增量之比：

这就是说，倍数等于“1减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由此可以看出，倍数同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例而变动，边际消费倾向愈大，倍数愈大；反之，倍数同边际储蓄倾向成反比例而变动，边际储蓄愈大，倍数愈小。因此，凯恩斯主张鼓励消费，限制储蓄。

综观倍数原理的上述要旨，现在应该对它作何评价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力求抱着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一方面，我们明确地肯定，在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严重的厄困局势中，政府投资确实能够收到成倍增加收入和就业，使经济危机有所缓解的救治效应；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指出，凯恩斯企图通过消费与投资双管齐下的政府干预，特别是运用以倍数原理为核心的投资调节，要做到根本消除经济危机，长期（如凯恩斯所估计的以30年左右为期）保持充分就业，使资本主义永葆青春，进入他的所谓“乐观世界”，那就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所以，一方面，在一定限度内，政府投资确实能够成倍地扩大救治影响，收到缓解经济危机的“疗效”；但另一方面，它毕竟只是一帖治标处方，有很大的局限性，要做到完全消除经济危机，长期持续地保持充分就业，使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所谓“乐观世界”的境域，战后西方世界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历史实践经验证明，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让我们从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实践纪录来检验吧。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风靡西方各国，登上了政府经济学的宝座。通过长期的政府干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长达1/4世纪的持续经济增长。凯恩斯被誉为“战后繁荣之父”。这是实施凯恩斯需求管理方案的显著成效。但是，好景不长，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长期推行，使它走向自己的反面。虽然战后西方世界经济危机在深度上、在持续长度上，有所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加以消除，并且仍然不断爆发，一次比一次严重。到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1974—1975年经济危机竟陷入病象空前怪诞、病情空前复杂、对策空前困难的“滞胀”——生产剧降与物价猛涨两症同时并发的严重厄困局面。以这次经济危机为转折点，凯恩斯主义顿趋衰落。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在其发源地的英国，典型实验场的美国，正式从政府经济学的宝座上倒塌下来。这种衰败标志着凯恩斯主义方案对资本主义痼疾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这种根本缺陷的充分暴露，也标志着以投资理论为主轴、以倍数原理为核心的投资社会化处方的失灵，更标志着以投资理论为主要依据而确立的战略目标——“乐观世界”这一社会哲学思想的完全幻灭。凯恩斯嫡传弟子之一的琼·罗宾逊批评他那资本主义前程似锦的“乐观世界”为白昼梦⁽²²⁾，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现在，后凯恩斯主义者们对倍数原理及以它为核心的投资理论本身仍然信奉，有的还有所发展，如经济增长理论、加速原理等。但对由这种核心理论引导出来的资本主义美妙前景的“乐观世界”这一战略目标，则完全加以摒弃，有的甚至贬评为白昼梦。这在理论思路上是一种矛盾：按照凯恩斯投资理论及倍数原理本身的逻辑思路和数学推导，理应可以导向资本主义永葆青春的“乐观世界”美妙前景。但历史事实证明，结果大谬不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凯恩斯投资理论和倍数原理对资本主义病症只能治标——能够有限地收效于一时，而不能治本——永葆“乐观世界”的美好境界，这主要在于它的根本缺陷——庸俗性：在其理论构思和政策设计中，完全回避、抹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从而只能在一些现象形态、次要因素方面兜圈子，因而不能深入到问题的实质。

因此，我认为，就倍数原理的逻辑结构与数学推导本身而言，虽属无懈可击，但是，问题在于其要害性的组成因素：消费增长的严重局限性。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逻辑和数学问题，只有认真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才谈得上根治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倍数原理的错误恰恰在于完全抹煞这一根本矛盾。下面，就它的主要错误进一步简要加以分析。

凯恩斯就业理论体系的思维线索，我们这样简要地加以表述：

（1）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表现为大量商品销售不掉，有效需求不足。尽管他也把投资不足列为有效需求不足的项目之一，但归根到底是由于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再进一步追溯，是由于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使然。

（2）既然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要大量增加殊为不易，于是转而乞灵于投资增加的补救办法，填补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二者之间所留下的差距。

（3）这种补差性投资增加，“疗效”究竟有多大呢？凯恩斯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消费倾向这个使他无法解脱出来的死胡同。试看，他的救济性投资增加的“疗效”之大小，取决于倍数的大小，而倍数之大小，又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之大小。这就使救济性投资增加在“疗效”问题上，碰上了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这只拦路虎。

（4）凯恩斯在对这种救济性投资增加的“疗效”作了夸张吹嘘以后，又哀叹说：“边际消费倾向并不是不论就业在什么水平，都是一个常数。大概当就业量增加时，边际消费倾向有减少的趋势。”⁽²³⁾这就是说，他原来所夸大的失业救济“疗效”，又要大打折扣，而且随着就业量的增加，折扣也就愈益增大了。

总之，凯恩斯被迫承认了就业不足、富裕中的贫困这种十分严重的经济现实病态，特别重视有效需求不足中的消费不足问题。他企图把消费倾向这个所谓基本心理规律当作上述严重病态的根源。但是，在解救失业问题的“处方”方面，却把重心转移到投资这种“吗啡”注射上，并过分夸张它的“疗效”，而到头来，又回到消费倾向这个原来的出发点，碰上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趋势这只拦路虎。这就是说，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体系以有效需求原理为主轴，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各项因素，以消费不足为重心，并从此出发，找出消费倾向——收入增长大于消费增长这种致命病态，但解救办法却又转而乞灵于投资增加，而在“疗效”问题上，倍数原理却又以具有下降趋势的边际消费倾向这只拦路虎为依据。收入（就业、生产）增长大于消费（市场）增长这种病态，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逃脱出来的死胡同。凯恩斯从这死胡同出发，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这条死胡同。为什么凯恩斯这样颠三倒四，“明知山有虎（上述拦路虎），偏向虎山行”呢？我看，这是由于凯恩斯的资产阶级偏见，使他无法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真正根源。既然他对资本主义这种致命痼疾的病根作了错误的诊断，则他的“处方”——增加投资的长期持续推行，配合扩张经济政策的其他措施，必然产生“滞胀”的恶果。

凯恩斯的所谓倍数理论，实际上是投资增加所导致的扩大再生产的问题。凯恩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在于从流通去决定生产，把投资增加所导致的所得和就业增加，说成是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这是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规律的严重歪曲。在前面评议“消费倾向”一章中，已经论证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居民消费有着明显而深刻的阶级差别，根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超阶级性的、适用于全体居民的所谓“消费倾向”，从而否定了这个基本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被否定掉了，由此而编制成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就不再适用了。

所以，凯恩斯倍数原理的根本错误，一方面，在于严重地歪曲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从流通去决定生产，把投资增加所导致的所得（就业）增加归因于流通过程中消费需求的增加（所谓边际消费倾向）；另一方面，这所谓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根本不能把它当作计量尺度去测算由投资增加所导致的扩大再生产的经济效果。

投资增加了，由此而能引起所得和就业的增加，这是经济常识。但是，所得和就业究竟能够增加多少？这就取决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诸种条件，其中主要是：（1）剩余价值资本化，资本总额的增加；（2）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3）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相互供需的配合。

凯恩斯在估算投资增加的经济效果时，把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这些基本条件完全抹煞，而突出地强调流通的条件：对消费品的货币需求的增加，这是本末倒置，完全歪曲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规律。

投资增加对失业救济的“疗效”究竟有多大呢？换句话说，“倍数”数值究竟有多大呢？在就业理论的思想演变过程中，凯恩斯最初对“倍数”数值的估计比较慎重，比较合乎现实情况，没有过分夸大。如他在1933年出版的《通向繁荣的途径》中确认：一笔投资使一部分人就业，这些新近就业者又通过花费他们的收入使另一部分人就业，如此循环下去，形成“支出—就业—再支出—再就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他明确承认：“这个总结果不是无限的”⁽²⁴⁾。“因为在每一个阶段，存在着一定比例的漏损”⁽²⁵⁾。他估计到了，在每一阶段的收入中，有一定比例投资（收入）没有流向增加就业。他把漏损概括为五种情况：⁽²⁶⁾一是一部分收入被储蓄起来；二是一部分收入——支出增加使物价提高；三是一部分收入被花费在进口上；四是一部分收入只是替代原先来自失业救济金、私人施舍或个人储蓄的开支；五是一部分收入由于没有对等减轻纳税人的税赋而流入财政部。通过这种分析，他然后总结说：“根据目前的环境，采非常保守的数字，我估计倍数至少是2。”⁽²⁷⁾这是就“就业倍数”而言。他在这书中还估计了在公共工程上的新投资同样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若干倍。他说，“为了稳妥起见，让我们像以前一样，取倍数为”⁽²⁸⁾，即一笔新投资可以产生倍的国民收入。

从上述引语中可以看出，凯恩斯在1933年初期对倍数在数值上的估计没有超过2％，确实是比较稳妥而保守的。但是，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通论》中却对倍数数值大肆夸大。他说：

设边际消费倾向之值与1相差不多，则投资之小量变动可以引起就业量之大量变动，故只需投资量增加少许，便可达到充分就业。反之，设边际消费倾向之值比零大不了多少，则因投资之小量变动也只引起就业量之小量变动，故为达到充分就业计，投资须增加许多。……实际上边际消费倾向之值，似乎在此二极端之间，但接近一之程度大，接近零之程度小……⁽²⁹⁾

按照凯恩斯的论断，“边际消费倾向愈大，倍数之值愈大。一特定量投资变动所引起的就业量变动亦愈大”⁽³⁰⁾。他既然认为，在实际上边际消费倾向接近1的程度大，接近零的程度小，则边际消费倾向之值与1相差不多；而又“设社会之消费心理使社会消费其所得增量的9／10，则K等于10。据此，设别方面投资不减，而政府增加其公共投资，则由此引起的总就业量之增加，将10倍于该公共投资本身所提供的第一级就业量”⁽³¹⁾。那么，这简直把这种投资增加对失业解救的“疗效”夸张到了十分惊人的境界。

用凯恩斯的术语说话，“边际消费倾向之值与1相差不多”：“9／10”，这就意味着人人基本上消费其全部所得增量，也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基本上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试问还能大量增加生产和就业吗？在只能基本上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生产、所得和就业怎么能够“10倍地”增加呢？这种夸大，实在违背经济常识，严重脱离经济现实。

*　　*　　*　　*

综括上述，我们现在对倍数原理应抱着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态度，简要地试作一总的评价。

一方面这个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在一定程度内，是合乎现实情况的，是能够成立的。在失业严重的情况下，由政府拨款举办公共工程以缓解失业困境，在相当长期内，总的说来，能够收到就业成倍增加的“疗效”，这是毫无疑义的。凯恩斯从1929年上半年坚决支持劳合·乔治的竞选纲领，同汉德森合写《劳合·乔治能办到吗？》一本小册子，隐含地提出倍数思想开始，到1933年初期发表《通向繁荣的途径》另一本小册子，经过多年的探索，在公共工程投资的“疗效”问题上，正式创建了倍数原理，使公共投资这种解救失业的政策措施有了一个系统化、公式化的理论依据。在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对于由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取代自由经营论旧经济思潮这一重大转化，这是关系十分重大的一项突破。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另一方面，倍数原理尽管在逻辑推导和数学演算本身上似乎无懈可击，但问题恰恰在于，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病理诊断以及救治处方，绝不能只是一个单纯的逻辑和数理问题。正如凯恩斯整个就业理论体系完全抹煞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实属致命的一项根本错误一样，他的投资理论、乃至倍数原理都完全抹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完全忽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论，它们只能是一种围绕着现象形态兜圈子的庸俗理论，只能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处方”。因此，倍数的数值绝不能过分夸大。

当然，倍数原理：“支出—就业—再支出—再就业”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种有关变数关系之中，包含着技术因素的一个方面。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在我国“四化”建设中，估算一笔投资在相当长期内之总的经济效益时，倍数原理这种思路是能够起些参考和借鉴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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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1、90页。根据原文，译文略有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