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大危机的初步诊断和对策

如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对凯恩斯来说是一次极端严重的冲击。1934年他已写好《就业通论》的第一稿，但是，早在1930—1931年他对这次经济大危机就作出了初步诊断。这一诊断虽然没有使用《就业通论》中一些晦涩难懂的范畴和术语，但大体上描绘了《就业通论》中有效需求原理的基本轮廓。现以他的《严重萧条》（1930年）和《关于节约》（1931年）两文为例，引述他对当时严重萧条的主要诊断和处方。

凯恩斯面对这次经济大危机忧心忡忡，他的基本态度是：一方面明确地承认资本主义出了重大毛病，情势极端严重，另一方面却相信这是可以救治的。他说：⁽¹⁾

商业衰落，失业增加，企业亏损严重，这类情况目前正在演进中，形势的恶劣，是世界近代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没有一个国家能不被波及，全世界无数家庭，现在都处于困难境地——情形还不止是这样，简直是处于极端恐慌的紧急状态中。就世界上三个主要工业国：英国、德国和美国来说，我们估计大约有1200万工人，现在闲着无事可做。

今年（1930年——引者注）我们处于现代历史中一次最严重经济灾害的阴影之下。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几点主要意见，首先要重视当前局势的极端严重性，劳动人民已经大约有1/4，现在闲着没事做；其次，这次灾害是扩大到世界范围的；……再次，然而我们自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必须使自己活跃起来，行动起来做些事，花费些钱财，使大规模企业可以重整旗鼓。

对前途要有信心，我们现在譬如是一个青年，是由于发育过速而患了神经痛，并不是老年精力衰弱的时候，患了无可救药的风湿症。

从上面几段引语可以看出，凯恩斯对待这次经济大危机的基本态度是：一方面，承认当时经济灾害的极端严重性；另一方面，却坚定不移地打破宿命论和无所作为的保守观点，而主张要有信心，振作起来，医好创伤，企盼重振旗鼓。换句话说，承认病势垂危；但却坚信这是能够救治的。

试看，1930—1931年凯恩斯的这种基本态度，同1936年出版的《就业通论》中所抱基本态度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足见前者早已为后者确定了基调，而且表述得更为明白晓畅一些。这同在其主要著作“三部曲”中，对待资本主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瘟疫”，他自始至终抱着的基本态度，完全是一致的。

凯恩斯这里对灾害根源问题在理论上的探索，是他的《就业通论》中就业理论的雏形结构，也是他的新理论体系的先导。这里，只简要地介述这一诊断的主要论点，不对他的原话整段加以引述。为求不失原意，引述他的关键性词句时，用双引号加以标记，并加括号注明《劝说集》的页码，以便查考。它的要点如下：

（一）关于“困难的症结、祸害的根源”⁽²⁾问题

凯恩斯对这个复杂现象的描述没有使用《就业通论》中那一整套晦涩难懂的新奇术语，而是从一般经济常识的角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企业停滞、工人失业的严重灾害的根源进行剖析。他一再声明：这不过是些最平淡无奇的“常识”⁽³⁾，“最显而易见的常识”⁽⁴⁾。由此可见，《就业通论》中的就业理论体系尽管被表述得那样艰涩奥秘，实则凯恩斯在1930—1931年间的诊断构思，仍然是以“平淡无奇”、“显而易见”的经济常识为现实基础的。

（二）他用企业家的“生产成本—货价收入”的预期测算，作为生产决策的中心环节

“企业家支出的生产成本，并不一定会在售出商品时，在货价收入的形式下，由他如数收回”。“困难的症结，祸害的根源，就在这里。”“货价收入会超过生产成本，这是市场兴旺的特征。”⁽⁵⁾试看，这种“生产成本—货价收入”的盈亏分析，虽然凯恩斯这时还没有编制“有效需求原理”、“供给价格”、“需求价格”等新鲜名目，但实际上这种论断已经具备了“有效需求原理”的经济现实内容。

他这里的“生产成本”和“货价收入”已经明确地包含着“预期”成分——企业家对未来市场动态的心理判断，这就把他的理论分析投入了心理领域。后来，他在这种盈亏分析中，把利润率转化成以“预期利润率”为实际内容的“资本边际效率”，也就顺理成章了。

早在20世纪20年代长期慢性萧条中，他对失业问题的解救，已经把重点放在刺激企业投资上面。这时，他更强调企业的创新精神。他说：“困难的根本原因是缺乏首创的企业精神，而企业精神之所以不足，是由于资本投资市场情况的不尽如人意。”⁽⁶⁾这同《就业通论》中强调“投资引诱”如出一辙。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的重大背离

在研究对象方面，凯恩斯从传统经济学的充分就业——产量达到最高境界，产量是“既定的”这个假定前提，转变到产量波动——增长或下降这个现实前提，研究产量、就业量波动，特别是严重下降的原因。这是他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个十分重大的背离。以此为先导，《就业通论》的研究对象就确定为“主要是研究促使全国整个生产量发生变动的各种因素”⁽⁷⁾。

同时，凯恩斯背离传统经济学的微观、个量分析方法，改采新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他所研究的是总就业量、总生产量、“整个企业的生产成本总计”、“货价收入总计”、“社会总所得”⁽⁸⁾等。

此外，凯恩斯还背离了“储蓄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全部转化为投资”的传统教义，认定储蓄并不一定等于投资，两者间“存在着一道广阔的鸿沟”。⁽⁹⁾

（四）生产力巨大增长，但没能为它寻求出路

凯恩斯提供一些具体数字，证明英国生产力确实有巨大的增长，但没有能将它充分加以利用。他说：“我们的生产力有了巨大增长，以后，没有能为增长的生产力寻求出路。”⁽¹⁰⁾“寻求出路”意味着找到销路，具备足够的购买力。这就是说，商品的供给有巨大的增长，而市场相对狭隘，没有足够的需求，从而物价下跌，使企业家缩减生产，解雇工人，失业人数增加。这里，凯恩斯还没有使用“有效需求不足”这个名目，但确实已经归结到了“有效需求不足”这种致命病象了。

然则如何救治呢？凯恩斯这时提出了如下的处方：

首先是“对前途要有信心……我们不可垂头丧气，消沉下去，必须振作起来，不论就个人说或就全国说，要医好创伤，唯一良方是大胆活跃的企业精神”。⁽¹¹⁾

其次是反对节约、反对降低英国国民的购买力，提倡多“花费些钱财”⁽¹²⁾，劝“爱国的主顾们”⁽¹³⁾鼓起“使用收入的勇气”⁽¹⁴⁾，多买那些堆积如山、任凭挑选、便宜得简直梦想不到的衣料、被单、毛毯，这对他们本人有利。更值得高兴的是，这种花费是在“促进就业，为国家增进财富，为种种有利活动开了一个头”⁽¹⁵⁾，使工业城市有了复苏的机会和希望。总之，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鼓励花费的论断，在这些论述中已经正式形成，而且表述得十分通俗易懂，完全没有《就业通论》中在文字上和术语上那种艰涩隐晦而标新立异的学究气味。

再次是反对紧缩政策，主张赤字财政。他以“目前各国政府都有巨大赤字”⁽¹⁶⁾为例证，主张“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借入资金，都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挽救之道。在目前这样严重的萧条中，由此防止损失，不致进一步恶化到使生产停顿的地步”⁽¹⁷⁾。这就是说，在严重萧条的情况下，政府采行赤字财政和举债开支的政策，对挽救经济颓势，是必要的，有助益的。

他又认为，处于这样严重萧条的情况下，没有别的途径可循，为了应付难关，政府在这一目的或那一目的下的负债，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

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长期慢性萧条中，曾经主张通过公共工程去解救失业，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期间，失业问题更加严重，他把解救失业问题的途径，由货币政策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方策，转向比原来更为大胆而明确的财政领域，公然主张赤字财政和举债花费。这同《就业通论》中以财政政策为“反危机”的主药，观点已属相当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