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效用函数和收入求需求函数

转移性收入是我们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收入。

转移性收入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类是政府实施的收入转移，即所谓收入的二次分配。这来源于政府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收入的再次分配本是政府收税的一项基本目的。还有一类是来自于遗产和他人的资助或赠予。甚至广义地看，代与代之间的赡养（对上代）和抚养（对下代）以及保障性保险也可以看作收入转移的一种形式。

一般来说，转移收入的过程并不创造新的财富，那么实施收入转移这样一个理财的过程，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呢？

这就要回到我们理财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追求效用或幸福最大化而不是财富最大化上。

我们知道，财富和效用并不是成正比例的线性关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随着其财富数量的增加，财富增加带来的效用的增加是递减的，这就是所谓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很好理解。比如奖金为500万元的福利彩票头奖，如果是一个普通百姓获得了这项大奖则可以极大地改善其生活水平，给获奖者带来的效用是巨大的。但如果中奖的是一个亿万富豪，可以想见获得这500万元人民币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因此，同样的500万元人民币对亿万富豪的边际效用就小得多（这也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有钱人基本不买彩票，买彩票的大都是财务状况不甚好的人）。这个原理可以被认为是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理论依据。如果个人理财追求的是个人一生幸福感最大化的话，那么政府的财务安排就应该是追求全体国民总体幸福感的最大化。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很容易证明，政府让富人多交一点税，由此富人减少的幸福感，要远小于这些税收转移给穷人后给穷人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这样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尽管社会总财富没有增加，但社会总体幸福感增加了。因此，政府让富人多交税是一个正确的安排（当然，实际税收带来的收入转移的过程要复杂得多，政府在税收体系的实际安排中还要考虑到社会的公平、对创造财富的激励、资金的效率、税收的成本、腐败等问题）。

边际效用递减理论也可以很好地说明保障型保险的价值。保障型保险的本质是将平常的一个确定的小额支出转移到一个意外情况下的大额收入。而平常的一个合理比例的小额支出对投保者的满足感的降低是非常有限的，而意外情况下（通常是在家庭财务出现危机时）的一笔大额的收入带来的满足感是非常大的，所以在买保险这样一个收入转移的过程中，带来的是生命满足感的增加，而不一定是赚更多的钱。

在涉及财富与效用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必须分析。我们知道，财富是用于满足人的需求的，而人类的需求是分层次的。通用的马斯洛人类需求理论将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感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人总是首先追求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这个理论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LV的包对于一个饥饿的流浪汉来说，效用可能还抵不上一个巨无霸汉堡；但对于一个城市白领来说，巨无霸汉堡的效用几乎等同于垃圾，他们宁愿省吃俭用，用一个月的薪水来换一个LV的包。很多人质疑一个LV的包如何能值上万元，其实白领花一个月的薪水购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包的使用功能，而是社会的认可。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已经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爱与归属感需求的白领买一个LV的包，并不是什么不理性的消费行为。但如果在较低层次的需求还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就去购买这样的商品，那就有问题了。

这个理论也可以说明，慈善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国家应该给予提倡、鼓励和促进。因为慈善事业是富人拿出钱来帮助穷人，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财富的总量没有变化，但参与其中的所有人都增加了满足感。富人拿钱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穷人拿钱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这样，社会的总幸福量就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而且做慈善不同于税收，交税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一般来说交税者的满足感是比较低的，但做慈善是主动的行为，拿出钱来的人也获得了满足，增加了幸福感。

这也说明富人多做善事是最好的理财。因为富人低层次的需求已经都满足了，再追求更多的低层次的满足并不能够带来更大的幸福感，积累更多的财富带来的满足感的增加也越来越少了，对他们来说，最需要的是社会的认可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对富人来说，做善事是效用最高的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