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危机感对战略选择的影响模式

案例研究难以论证组织危机感对战略选择的影响模式，得出的初步结论也存在主观偏差。问卷研究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讨组织危机感对战略选择的影响模式。

采用问卷方法收集组织危机感、组织转型策略和创业绩效等相关数据，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内部一致性系数等方法和指标检验各变量的测量效度和信度，以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分析组织危机感、组织转型策略和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验证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

行业选择综合考虑了本研究构思框架检验中的情境嵌入度、测量信度以及检验效度等问题。行业环境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本研究构思框架的检验需要在尽量降低非观察异质性的同时，尽量增加各关键研究变量的异质性。选择单一行业企业样本能够有效降低非观察异质性问题，并可增加测量中的情境嵌入性，提升生态效度和测量信度。医药产业政策波动较为频繁（参见附录），在这种转型变革背景下，环境动态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导致一系列的威胁组织目标实现的因素出现，使企业高管不得不关注和考虑，容易产生较大的变异。在这种环境下的企业变革策略也有较大的异质性。选择该产业的企业有利于提高研究效度。

企业转型也是当前医药企业最关心和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制药行业是高技术、高风险、高投入和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特殊产业，也是国家重点培育的高科技战略性产业之一。据统计，目前我国药企90％为小型企业，大部分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新药研究开发能力低，管理能力及经济效益低。普药所占市场份额超过90%，国际专利药所占市场份额超过70%，化学药品95％都是仿制药。制造成本、流通成本、原材料成本和改造成本（GMP）不断上升，零售价格不断下调，而中间流通环节短期内难以改观，使得行业成本增长速度不断高于收入增长速度。越来越严格的质量和环保要求也促使医药企业优胜劣汰，疾病谱系的不断变化使得企业产品市场风险不断加大。市场主要消费群体转移使得医药企业需要不断调整产品及市场策略。研究医药企业的组织转型背景中的问题对医药企业的创业成长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本研究以医药行业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主要对浙江、湖北、江西、北京、上海和广东等4省2市的医药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总共发放了200份成套问卷，剔除未收回、问卷填写不全以及大面积答项相同（如大面积问项填写同一个选项）的问卷，总共收回有效问卷12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1%。具体样本情况见表5.3所示。

表5.3　企业样本情况统计分析

组织危机感量表采用研究一所编制的组织危机感量表，总共包含20个测量项目，分别分布在四个因素，使用李克特六点量表进行测量。危机情境下的战略选择主要由企业高管完成和主导：一方面，战略决策任务属于企业高管的责任范围；另一方面，在威胁情境或危机情境下，中低层管理者一般倾向于避免卷入决策任务。Nutt（1984）对78个决策过程的研究就发现，下属愿意卷入机会引发的决策，而不愿意参与威胁或危机引起的决策。威胁情境下，组织决策者会倾向于更严格的管控、更少的决策参与者以及更集权的决策模式（Staw等，1981；Dutton，1986；Chattopadhyay等，2001）。因此，本部分主要由企业高管人员填写。

组织转型策略量表中，自主开发和自主探索选自He和Wang（2004）所编制的10个测量项目，分别包含5个测量项目。协作开发改编自Steensma等（2000）和Zahra（2005）编制的量表，共有5个测量项目。协作探索根据Zahra（2005）和创新网络、协作创新的相关文献编制，共包含6个测量项目。组织转型策略量表使用李克特六点量表进行测量。

组织冗余采用主观评价方法测量，量表采用Chattopadhyay等（2001）编制的单维组织冗余测量工具，包含3个测量项目，使用李克特六点量表进行测量。

创业绩效借鉴Chandler和Hanks（1993）的思路，均采用主观量表测量，包含成长绩效、财务绩效和适应绩效三个维度。财务绩效测量项目来源于Ciavarella等（2004）和赵晓东（2006）编制的量表；成长绩效测量项目来源于Haber和Reichel（2005）；适应绩效的测量项目改编于Reilly（1993）的研究。每个维度包含3个测量项目，使用李克特六点量表进行测量。

1.数据聚合的可行性检验

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需要检验数据加总的可行性。通过算术平均值的方法将一组个体数据聚合为组织水平的评判指标和评判标准主要有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和组内评分者一致性（Withingroup Interrater Reliability，R_wg）。

表5.4　数据聚合适度性检验结果

本研究采用Bliese和Chan等（2007）提出的方法，通过计算ICC（1）和ICC（1）两个系数检验数据聚合的适度性。ICC检验各项目和各群体总体的一致性，ICC（1）评价分组效应可以解释的总变异的程度，表明分组是否有效，一般小于0.30时可以接受；ICC（2）表示各组内均数变化的一致性程度，一般大于0.60时可以接受。

从检验结果（表5.4）中可以看出各变量问卷测量的ICC（1）一般都在0.25左右，且方差检验达到了显著水平，ICC（2）一般都在0.70左右，组间变异较小，分组效应显著，集合水平的变量适于进行加总计算。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尽管在测量中问卷各部分尽量由不同人员填写，以最大程度避免数据的同源偏差，但由于相关变量都采用主观量表策略，可能仍然难以将共同方法偏差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由于共同方法偏差对变量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降低假设检验的可信度，为此，在进行变量关系分析之前，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测量数据进行了共同方法检验。

采用的是主成分分析，运用陡阶抽取因素，使用Varimax方法对因素参照轴进行旋转，在对包含53个测量项目、122个样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KMO=0.78，Bartllett球体检验Sig.=0.00，总共析出了12个因子，总共解释了70.49%的总方差。其中，解释变异最高的因子仅仅解释了7.68%的总体变异，解释变异最低的因子解释了3.69%的总体变异，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并不显著。

3.组织危机感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尽管组织危机感量表中的部分测量项目摘选自成熟量表，但本研究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组织危机感的概念维度与西方文化背景存在一定差异，并在研究一和研究二中的领带行业和衬衫行业这两个服饰行业中检验了其结构。但这一概念结构在医药行业可能不稳定，为此本研究对组织危机感再次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因子分析之前，对量表的总体信度和各维度信度进行了分析。量表的总体a系数为0.61，a系数较低的原因是转机识别维度（包含可控度和转化度两个子维度）是反向计分，将该维度进行计分转化后的总体a系数为0.91，表明整体信度良好。威胁识别维度的a系数为0.89，其中损益度子维度a系数为0.83，波动度子维度a系数为0.91；反向计分转化前，转机识别维度的a系数为0.86，其中可控度子维度的a系数为0.87，转化度子维度的a系数为0.83。从量表的总体信度和各维度及子维度的信度分析情况看，组织危机感测量信度较高。

遵循研究一和研究二的思路，比较组织危机感的虚无模型、一阶模型和二阶模型。运用AMOS 18.0拟合计算后的结果参见表6.5所示。除了NNFI为达到0.90以上以外，IFI、TLI和CFI均为0.90以上，RMSEA在0.08以下，χ²/df小于2，因此从拟合指数看，一阶模型和二阶模型都可接受。此外，各测量项目的因素负荷均在0.5～0.9，表明构思的结构效度良好。

表5.5　组织危机感的各种可能模型比较

4.组织转型策略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由于组织转型策略量表基本选编自成熟量表，并存在理论和实证基础，可直接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量表整体a系数为0.87，其中自主探索的a系数为0.89，自主开发的a系数为0.89，协作开发的a系数为0.89，协作探索的a系数为0.87。无论是整体信度还是各个因素的信度都在0.80以上，说明测量信度良好。

运用AMOS 18.0对组织转型策略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比较了虚无模型和一阶四因素模型，相关拟合指标参见表5.6。从拟合指标情况看，除了NNFI未能满足大于0.90的条件外，IFI、TLI和CFI均为0.90以上，RMSEA在0.08以下，χ²/df小于2，因此从拟合指数看，一阶四因素模型可接受。此外，除了一个测量项目因素负荷为0.46，其余各测量项目的因素负荷均在0.55～0.86，表明构思的结构效度良好。

表5.6　组织转型策略的验证因素分析拟合指标

5.组织冗余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的组织冗余测量为单维度构思，测量a系数为0.78，处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从探索性因子因素分析的结果看，KMO值为0.71，处在可接受范围之内；Bartllett球体检验Sig.=0.00，小于0.01，拒绝了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的原假设。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按照特征根大于1进行因素抽取并按照方差最大法进行转轴，因素分析结果得到1个因素，总共解释了69.76%的变异。三个测量项目的因子荷重分别为0.84，0.84和0.83。

6.创业绩效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创业绩效9个测量项目的a系数为0.79，成长绩效的a系数为0.74，财务绩效的a系数为0.69，适应绩效的a系数为0.79，只有财务绩效的a系数稍小于0.70，综合地判断，本研究认为创业绩效的测量信度处在可接受范围以内。

同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创业绩效的三因素模型进行检验。比较了虚无模型和一阶三因素模型，相关拟合指标参见表5.7。从拟合指标情况看，除了IFI未能满足大于0.90的条件外，NNFI、TLI和CFI均为0.90以上，RMSEA约为0.08，χ²/df小于2，因此从拟合指数看，一阶三因素模型可接受。此外，各测量项目的因素负荷均在0.62～0.86，表明构思的结构效度良好。

表5.7　创业绩效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

为了揭示各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对组织危机感、组织冗余、组织转型策略和创业绩效等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本研究将以下变量纳入到相关分析中：①公司历史；②员工规模；③资产规模；④组织危机感的两个因素（威胁识别和转机识别）以及四个子因素（损益度、波动度、可控度和转化度）；⑤组织冗余；⑥组织转型策略及其四个因素（自主开发、协作开发、自主探索和协作探索）；⑦创业绩效及其三个因素——成长绩效、财务绩效和适应绩效。相关分析结果参见表5.8。

从分析结果看（仅报告显著相关的结果）：①自主探索与公司历史显著负相关，与一般认为的公司历史越长，企业自主创新越活跃的印象不符，说明医药制造行业内年轻企业的自主创新更加活跃。此外，资产规模与自主探索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损益度、波动度、可控度与自主探索显著正相关，威胁识别和组织冗余与自主探索显著正相关；②损益度、波动度与自主开发显著正相关，可控度与自主开发显著负相关，威胁识别与自主开发显著正相关，转机识别与自主开发显著负相关，组织冗余与自主开发显著正相关；③损益度、波动度与协作开发显著正相关，威胁识别与协作开发显著正相关；④损益度、波动度与协作探索显著正相关，威胁识别与协作探索显著正相关，组织冗余与协作探索显著正相关。⑤员工规模、可控度、转化度、转机识别、自主探索、自主开发、协作探索与成长绩效显著正相关；⑥损益度、波动度、威胁识别与成长绩效显著负相关，可控度、转化度、转机识别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⑦可控度、转化度、转机识别、组织冗余、自主探索、自主开发、协作探索与适应绩效显著正相关；⑧可控度、转化度、转机识别、组织冗余、自主探索、自主开发、协作探索与创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威胁识别与创业绩效显著负相关。

为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指向及显著性，本研究对各变量间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目的是：①分析组织危机感的两个二阶维度（威胁识别和转机识别）对组织转型策略选择的影响作用；②检验威胁识别和转机识别的交互效应；③检验组织危机感和组织冗余的交互效应。

分别对组织转型策略的四个维度进行了回归分析。采用SPSS中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进行。第一步将控制控制变量公司历史、员工规模和资产规模纳入回归分析，第二步将威胁识别、转机识别和组织冗余纳入回归分析，第三步将交互项纳入回归分析。

表5.8　组织危机感效能机制各变量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倡倡表示在0.0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对自主探索和自主开发的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5.9。从分析结果看，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公司历史（β=-0.34，p＜0.001）、资产规模（β=0.23，p＜0.01）回归系数显著，说明两者对自主探索有显著影响，总共解释了15%的变异；在第二步回归分析中，威胁识别（β=0.37，p＜0.001）、组织冗余（β=0.32，p＜0.001）回归系数显著，说明两者对自主探索有显著正影响，引起R²变化19%；在第三步回归分析中，威胁识别×组织冗余（β=0.26，p＜0.001）的回归系数显著，交互效应显著，引起R²变化7%。从分析中发现，威胁识别、组织冗余以及两者的交互显著促进了自主探索。

表5.9　自主探索和自主开发策略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分析对自主开发的回归分析结果看，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控制变量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公司历史、员工规模、资产规模对自主开发没有显著影响；在第二步回归分析中，威胁识别（β=0.51，p＜0.001）、组织冗余（β=0.26，p＜0.001）回归系数显著，说明两者对自主开发有显著正影响，引起R²变化27%；在第三步回归分析中，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交互效应不显著。从分析中发现，威胁识别、组织冗余显著促进了自主开发。

对协作探索和协作开发的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5.10。从分析结果看，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公司历史（β=0.16，p＜0.1）回归系数在0.1水平上显著，总共解释了3%的变异；在第二步回归分析中，公司历史（β=0.20，p＜0.05）回归系数在0.1水平上显著，威胁识别（β=0.55，p＜0.001）回归系数显著，引起R²变化25%；在第三步回归分析中，转机识别（β=0.22，p＜0.05）、组织冗余（β=0.30，p＜0.01）、威胁识别×转机识别（β=0.38，p＜0.001）的回归系数显著，威胁识别和转机识别的交互效应显著，引起R²变化12%。从分析中发现，威胁识别、转机识别、组织冗余以及威胁识别和转机识别的交互项著促进了协作开发。

表5.10　协作探索和协作开发策略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分析对协作探索的回归分析结果看，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控制变量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公司历史、员工规模、资产规模对自主开发没有显著影响；在第二步回归分析中，威胁识别（β=0.37，p＜0.001）、组织冗余（β=0.31，p＜0.01）回归系数显著，说明两者对协作探索有显著正影响，引起R²变化19%；在第三步回归分析中，威胁识别和转机识别的交互项（β=0.21，p ＜0.01）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交互效应显著。从分析中发现，威胁识别、组织冗余和威胁识别与转机识别的交互显著促进了协作探索。

为分析组织危机感的效能机制，本研究对各变量间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目的是：①分析组织危机感的两个二阶维度（威胁识别和转机识别）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作用；②检验组织转型策略选择在组织危机感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③分析组织危机感、组织冗余及组织转型对创业绩效的三个维度的影响。

对创业绩效及其三个维度的回归分析采用SPSS中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第一步将控制控制变量公司历史、员工规模和资产规模纳入回归分析，第二步将威胁识别、转机识别和组织冗余纳入回归分析，第三步将交互项纳入回归分析，第四步将组织转型纳入回归分析。

对创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5.11。从分析结果看，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员工规模（β=0.16，p＜0.1）回归系数在0.1水平上显著，总共解释了3%的变异；在第二步回归分析中，转机识别（β=0.43，p＜0.001）和组织冗余（β=0.33，p＜0.001）回归系数显著，引起R²变化25%；在第三步回归分析中，威胁识别×转机识别（β=0.19，p＜0.05）和威胁识别×组织冗余（β=0.19，p＜0.05）的回归系数显著，交互效应显著，引起R²变化5%；第四步回归分析中，威胁识别回归系数从不显著变为显著（β=-0.47，p＜0.001），组织冗余回归系数从显著变为不显著，威胁识别×转机识别和威胁识别×组织冗余回归系数也从显著变为不显著，自主探索（β=0.28，p＜0.001）、自主开发（β=0.29，p＜0.001）、协作开发（β=0.28，p＜0.001）、协作探索（β=0.34，p＜0.001）的回归系数显著，引起R²变化12%，总共解释了56%的变异。

表5.11　创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分析中发现，自主探索、自主开发、协作探索、协作开发对创业绩效有显著积极作用，威胁识别对创业绩效有直接负面影响，转机识别对创业绩效有直接积极影响，两者部分通过组织转型影响创业绩效，组织冗余、威胁识别×转机识别、威胁识别×组织冗余完全通过组织转型策略的选择影响创业绩效。

对成长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5.12。从分析结果看，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员工规模（β=0.21，p ＜0.05）回归系数显著，总共解释了4%的变异；在第二步回归分析中，转机识别（β=0.27，p＜0.01）和组织冗余（β=0.19，p＜0.05）回归系数显著，引起R²变化9%；在第三步回归分析中，威胁识别×转机识别（β=0.16，p＜0.1）的回归系数在0.1水平上显著，引起R²变化3%；第四步回归分析中，威胁识别回归系数从不显著变为显著（β=-0.32，p＜0.05），组织冗余回归系数从显著变为不显著，威胁识别×转机识别回归系数也变为不显著，自主探索（β=0.18，p＜0.1）的回归系数仅在0.1水平上显著，自主开发（β=0.22，p＜0.05）、协作开发（β=0.22，p＜0.05）、协作探索（β=0.26，p＜0.01）的回归系数显著，引起R²变化13%，总共解释了29%的变异。

表5.12　成长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分析中发现自主开发、协作探索、协作开发对成长绩效有显著积极作用，威胁识别对成长绩效有直接负面影响，转机识别对成长绩效有直接积极影响，两者部分通过组织转型影响成长绩效，组织冗余、威胁识别×转机识别、威胁识别×组织冗余完全通过组织转型策略的选择影响成长绩效。

对财务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5.13。从分析结果看，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控制变量回归系数都不显著，总共解释了2%的变异；在第二步回归分析中，转机识别（β=0.37，p＜0.001）回归系数显著，引起R²变化19%；在第三步回归分析中，威胁识别×转机识别和威胁识别×组织冗余的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第四步回归分析中，威胁识别回归系数从不显著变为显著（β=-0.42，p＜0.01），自主探索（β=0.23，p＜0.05）和协作开发（β=0.22，p＜0.05）的回归系数显著，引起R²变化8%，总共解释了29%的变异。

表5.13　财务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分析中发现，自主探索和协作开发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积极作用，威胁识别对成长绩效有直接负面影响，转机识别对财务绩效有直接积极影响，两者部分通过组织转型影响财务绩效，组织冗余、威胁识别×转机识别、威胁识别×组织冗余完全通过组织转型策略的选择影响财务绩效。

对适应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5.14。从分析结果看，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控制变量回归系数都不显著，总共解释了1%的变异；在第二步回归分析中，转机识别（β=0.33，p＜0.001）和组织冗余（β=0.33，p＜0.001）的回归系数显著，引起R²变化18%；在第三步回归分析中，威胁识别×转机识别（β=0.21，p＜0.05）和威胁识别×组织冗余（β=0.23，p＜0.01）的的回归系数都显著，引起R²变化7%；第四步回归分析中，威胁识别回归系数从不显著变为显著（β=-0.34，p＜0.01），组织冗余的回归系数从显著变为不显著，自主探索（β=0.21，p＜0.05）、自主开发（β=0.26，p＜0.01）、协作开发（β=0.30，p＜0.001）、协作探索（β=0.37，p＜0.001）的回归系数显著，引起R²变化20%，总共解释了40%的变异。

表5.14　适应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分析中发现，自主探索、自主开发、协作探索和协作开发对适应绩效都有显著积极作用，威胁识别对适应绩效有直接负面影响，转机识别对财务绩效有直接积极影响，两者部分通过组织转型影响适应绩效，组织冗余、威胁识别×转机识别、威胁识别×组织冗余完全通过组织转型策略的选择影响适应绩效。

类似于研究二中的结构方程检验方法，在进行结构方程检验时也采用了测量项目打包策略。经过打包后的威胁识别和转机识别都只包含了5个潜变指标。本研究涉及交互效应的结构方程检验，借鉴了Marsh、Wen和Hau（2004，2006）的配对乘积指标方法，结合配对乘积指标方法和项目打包策略进行交互效应检验。首先计算威胁识别的均值，然后将其均值、组织冗余3个测量项目和转机识别的5个潜变指标中心化，接着计算中心化后的威胁识别均值与中心化后的组织冗余测量项目、转机识别潜变指标的乘积，作为交互项威胁识别×组织冗余和交互项威胁识别×转机识别的潜变指标。

结构方程检验的拟合指标结果如表5.15所示，RMSEA小于0.06，ILI、TFI、CFI均大于0.9，说明模型拟合良好。回归系数估计结果如图5.1和表5.16所示。

表5.15　组织危机感效能机制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指标

表5.16　组织危机感效能机制全模型系数估计及显著性

图5.1　组织危机感效能机制全模型检验

威胁识别（β=0.34，p＜0.001）、组织冗余（β=0.55，p＜0.001）及两者的交互项（β=0.48，p＜0.001）对自主探索的回归系数显著；威胁识别（β=0.47，p＜0.001）、组织冗余（β=0.51，p＜0.01）对自主开发的回归系数显著；威胁识别（β=0.22，p＜0.01）、组织冗余（β=0.47，p＜0.001）及威胁识别×转机识别的交互项（β=0.15，p＜0.05）对协作探索的回归系数显著；威胁识别（β=0.31，p＜0.001）和威胁识别×转机识别的交互项（β=0.30，p＜0.001）对协作开发的回归系数显著。

威胁识别（β=-0.19，p＜0.05）、转机识别（β=0.21，p＜0.05）、自主探索（β=0.19，p＜0.05）、自主开发（β=0.15，p＜0.05）、协作探索（β=0.19，p＜0.05）对成长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威胁识别（β=-0.18，p＜0.05）、转机识别（β=0.42，p＜0.001）、自主探索（β=0.23，p＜0.05）、协作开发（β=0.18，p＜0.05）对财务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威胁识别（β=-0.33，p＜0.001）、转机识别（β=0.34，p＜0.01）、自主探索（β=0.31，p＜0.001）、自主开发（β=0.25，p＜0.01）、协作开发（β=0.20，p＜0.05）、协作探索（β=0.41，p＜0.001）对适应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

问卷研究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①组织危机感对战略选择有没有影响？②组织危机感以何种模式影响战略选择？③组织危机感对战略选择有什么影响？

研究假设的验证情况参见表5.17。假设7和假设8均得到了支持。可以对上述问题作简要回答如下：①组织危机感对战略选择有重要影响，能够促使组织采纳组织转型策略组合，不仅促进组织采纳了更活跃的开发策略，还促进组织采纳了更活跃的探索策略；②组织危机感的威胁识别和转机识别两个维度以交互的模式影响了战略选择，交互促进了组织采纳更活跃的协作策略。

表5.17　问卷研究研究假设验证情况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