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研究一通过对访谈的内容分析初步说明，在转型变革背景下，企业高管的组织危机感存在损益度、波动度、负面性、可控度和转化度五个核心特征要素。然而，定性方法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子研究一并未能充分论证上述五个核心特征要素是否可独立构成单独因素，更不可能检验组织危机感的二阶结构模型的假设。需要通过问卷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来探索和验证组织危机感构思的理论假设。
子研究二的目的是在子研究一的基础上，基于特征分析的理论思想，通过编制问卷，运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探索组织危机感的概念结构，进一步检验或修正子研究一的相关结论，并为后续研究奠定测量基础。
访谈研究得到的危机特征描述关键词和Jackson和Dutton（1988）的28对威胁—机会特征描述关键词构成了组织危机感问卷编制的文本材料。
损益度、负面性、波动度、可控度和转化度五个特征分别选择代表性描述和特征表述的语句作为问卷测量题项。按照每个维度4个以上项目的原则进行问卷编制[1]，考虑到问卷试测后部分项目可能因测量效果不佳而删除，适当扩充了每个维度的题项。最终每个子维度分别设计了4～6个测量项目。
主要在浙江省嵊州市领带产业集群和浙江省义乌市衬衫产业集群内选取样本。在新《劳动法》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大背景下，这两个劳动密集的产业面临着市场压缩和生产成本上升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较为适合作为组织危机感概念结构探索与验证的研究样本。本研究总共调查了107家企业。从行业分布情况看，领带企业77家，占72%，衬衫企业30家，占28%。从企业所有制分布情况看，外资企业17家，占15.9%，合资企业39家，占36.4%，民营企业51家，占47.7%。从企业规模分布看，雇员100人以下企业57家，占53.3%，100人至300人企业31家，占29.0%，300人以上企业19家，占17.7%。
总共向企业高层管理者发放了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3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7.5%。其中，向嵊州市领带企业高层管理者发放问卷140份，回收97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9.3%；向义乌衬衫企业高层管理者发放问卷60份，回收38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3.3%。
调查的企业高层管理者人口统计结果参见表3.7所示。问卷的人口统计变量部分由于涉及受访者隐私等原因，部分样本未填写完整，考虑到样本的可获取性，组织危机感问卷填写完整即作为有效问卷，人口统计变量未填写完全的样本仍纳入了后续的统计分析。
表3.7 调查对象人口统计特征分析
续表
对包含24个测量项目的组织危机感量表检验分析结果显示，a系数为0.88，大于0.7，表明量表项目间具有较高的信度。
从KMO测量和Bartllett球体检验的结果来看，KMO值为0.86，大于0.8，Bartllett球体检验Sig.=0.00，拒绝了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的原假设，表明本研究所获取的数据适合用来做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照特征根大于1进行因素抽取并按照方差最大法进行转轴。具体分析结果如表3.8所示。
表3.8 组织危机感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2]
续表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从组织危机感量表的24个项目中可以提取出5个因素，总共解释了61.59%的变异，5个因素解释的变异量分别20.02%，12.95%，12.49%，11.38%和4.57%。分析发现，用来测量负面性特征的4个项目仅有两个项目（项目23和24）聚合在一起，并且这两个测量项目的因素荷重也偏低，其余两个项目则分布在了损益度维度和可控度维度上。
从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看，负面性因素的测量项目分散在各个因素。主要的原因可能是：①一方面，负面性特征的含义与损益度和不可控等特征存在部分重叠；另一方面，与损益度、波动度、可控度和转化度四个特征相比，负面性特征偏向描述更为微观水平的危机属性，因此难以与其他四个特征并列在相同的概念构面层次，这两个原因可能导致负面性特征难以构成组织危机感的单独因素，以往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正负与损益聚合为一个因素，不构成单独的因素（Thomas和McDaniel，1990），测量的不稳定性，除了问卷编制原因外，可能与此有关；②以往研究认为，积极和消极属于认知的情感成分（affective components），Fiske和Taylor（1984）将其称之为“情感标签”（affective tags），而情感成分存在内隐性特征，难以通过问卷方法捕捉和予以测度量化，由此导致了量表中有关消极负面性方面的项目不稳定。
考虑到本研究的总体目的是研究组织危机感对转型战略选择的影响，而组织层面的情绪成分不但难以通过问卷方法测量，而且情绪成分对组织水平的转型战略选择的影响也非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此外，根据Netemeyer等（2003）和Chen等（2009）的建议，对明显交叉分布于其他因素的项目或内容与因素含义不一致的项目应当考虑删除。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研究焦点、方法和测量技术等方面的理由，考虑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删除负面性因素的测量项目，最终采用了包含20个项目的量表。后续研究将基于这一修订后的组织危机感量表。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看，删除负面性因素后的四个子因素在对总变异的解释量上相对均匀，未出现个别因素解释变异量过高或过低的情况，初步表明四因素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删除负面性因素的测量项目后，损益度因素包含4个测量项目，波动度因素包含6个测量项目，可控度因素和转化度因素都包含5个测量项目。
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中国文化背景下企业高管的组织危机感主要包含损益度、波动度、可控度和转化度四个因素，虽未完全证实文献推导出的研究构思和子研究一的研究结论，但也并未否定原有构思。探索性因素分析在子研究一的基础上，再次验证了中国文化背景下企业高管组织危机感中转化度特征因素的存在。
注释
[1]Hinkin（1995）通过对组织研究中的277个量表的分析发现，单个维度的平均项目数为4个。基于这一分析结论，本研究认为组织管理研究中单个维度包含的项目达到4个可以符合一般性的研究标准。
[2]说明：分析前可控和转化特征的测量分数进行了反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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