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快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创新能力的体现，这一创新能力突出地表现在制度创新方面。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长三角产生了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长三角地处沿海的区位优势和依托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群使得该地区更容易接受外来信息，形成创新的信息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快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创新能力的体现，这一创新能力突出地表现在制度创新方面。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长三角产生了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这种区域创新能力突出地反映了该地区在区域创新方面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化上的开放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企业家资源的充裕性。长三角地区，无论是苏南地区和浙南地区，也无论是“吴越文化”还是“永嘉文化”（浙东文化），都具有开放和崇尚商工产业的特征，依托这种历史文化的传统，使得该地区在经济转轨期间成为企业家资源相对充裕的地区（陈建军，2002）。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的先导性。无论是江苏和浙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在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是处于前列的。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苏南的乡镇工业和农村工业化程度在全国各地区中也是名列前茅。浙南地区虽然不同于苏南地区，但是由于人多地少，出于生存的需要，以个体户和“行商”为代表的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也是不可阻挡的。这种从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具有先导意义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在当时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创新成为区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三，区位优势导致外来信息接受的低成本性。长三角地处沿海的区位优势和依托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群使得该地区更容易接受外来信息，形成创新的信息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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