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族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家族之一。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问到曾国藩的后人，你们的祖宗是很辉煌的，但是你们现在已不如当年了。曾家的后人说：“从历史来看，一个家族不可能代代辉煌，或者说我们曾家不可能代代当宰相，也不可能代代是大富，但是我们曾家留下一种家风，而这种家风就成为我们家族的一种光荣传统。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曾家人没有当过汉奸的，没有卖国的，在日本殖民的时候，日本人也想找曾家的后人到伪政府任职，但是曾家人没有一个去的，这就是一种家风。”
——梁小民（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某网络写手在文章中介绍，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政协大会发言时讲过一个故事：周先生的一位老领导告诉周先生，他的女儿在自己的极力反对下，仍然加入了外国国籍，并嫁给了外国人，一开始，他非常愤慨，是女儿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
这种“中国式求人”，我们应该都不陌生。但这背后隐藏的究竟是无奈还是别的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类似于故事中的主角之一的领导，不求人，他的女儿难道就上不了幼儿园？上不了小学和中学？我想不至于。能让他为之孜孜以求的，至少恐怕也得是个市重点。
换言之，该领导非但不是“中国式求人”的受害者，反倒是“中国式求人”的受益人。我连个最小的领导都不是，但我也没为我儿子上学求过谁。不过这极有可能导致我们成为受害人——名额都被求走了，我们努力也没用。
除非我们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自然也不难买到个名额。不过说“买”未免太俗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于是类似重点学校这样的资源便往往被巧妙地当作一种商品搭售之。就在两年前，有一天我去首都图书馆查资料，300路公交车行驶在南三环上，途中内环方向一栋即将竣工的大楼赫然挂着这样一条巨幅：“凡在本小区置业孩子直接进入北京皇城根小学就读！”那一刻，我的心情是如此的悲凉！因为我的儿子当时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正面临着被关停的命运。
进了好学校，就等于学习成绩好吗？谁都知道这是两回事。那么大家又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们送进名校？一个据说是南方某市贪官之子的大学生曾经一语道破天机：“我爸说了，进了名校，学习不好也没关系——你的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学习好的，你只需跟他们打好关系就行。若干年后，你的同学都成了国内精英，你想办点事、发点财，还不容易？”
曾经有一位民营企业家，为了开展业务去某政府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结果就因为他“不开窍”，不懂得或者说是不愿意交“买路钱”，原本估计13天就能办完的手续，整整办了13个月。所谓“商场如战场”，时间就是效益，在这被耽误的13个月背后，意味着多少损失？在现实的逼迫下，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算账：出点小钱，赶紧过关，与预期的收益相比这算不了什么！所以有人提起中国的富豪，立即就会联想到“原罪说”。
不过某些犀利的经济学家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赵晓博士则把矛头直指问题的核心：“ 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中国谁的血液最道德，谁的备注最不道德？我思考的结果是，我这个人就非常不道德。但是我相信中国的官员的血液是最不道德的，可是如果让我去当官，我可能会比他们更不道德。”
不过，说“中国官员的血液最不道德”，也未免冤枉了一大批中国官员。万科创始人王石曾经在自传《道路与梦想》中写过一段早年经历：
饲料组将玉米卖给饲料厂的同时，也开始拓展成品鸡、猪饲料的销售业务。公司的客户分散在珠三角和湖南、江西、广西等华南地区。饲料产品很受饲养户欢迎，许多销售公司提着现款等货，一包包印着“正大康地”商标的新出炉的饲料散发着略带鱼腥味的香味等待运送各地。交通一时成了销售的瓶颈。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200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打听下来，计划外指标却很难申请到……
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姓姚，抽烟，也得知了他的住处。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交代邓奕权花了20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我决定亲自出马。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干练的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
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说“是”，突兀了点；说“不是”，我来干吗？
“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呐，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
我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的帮助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我一头雾水。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单：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来获取计划外车皮呢？
通过王石的经历，我们也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作为商人，尤其是“有志做一番事业”的商人，比如王石，在遇到类似的瓶颈时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行贿，少至两条烟，多至两栋别墅。我们的社会需要姚主任之类的好官，只有他们能扼制“中国式求人”的泛滥和“中国式求财”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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