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由于劳动力充裕，我国在劳动使用上空间很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浪费”情况。比如，农民工在劳动适龄阶段便回乡务农，再如老年人口在尚有劳动能力的条件下退休。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继续通过对现有存量劳动力的有效再利用，实现劳动力资源再配置，从而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新的人口红利。
表5-2 我国农民工年龄结构变化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历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适龄农民工返乡现象将出现缓解，进一步推进农民工有效使用。近年来，我国一些省市已经开始推行积分落户的试点，部分老一代农民工开始落户城市，并开始进入城市服务业部门再就业。与此同时，与落户相适应，农民工社会保障参保率不断提高。2013年，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重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参加工伤保险的比重提高4.5个百分点，参加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重均提高0.7个百分点，参加生育保险的比重提高0.5个百分点。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农民工返乡现象可能有所缓解。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我国农民工中41-50岁及以上的劳动力占比达到了40%以上，31-40岁即将进入中年的农民工比例占比达到22.3%，而年轻农民工仅占35%（见表5-2）。未来10-20年，随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进城务工人员也将逐步减少，现有中年和老龄农民工将是有待开发的存量。事实上，近年落户城市的农民工正大量进入第三产业，制造业部门农民工占比从2008年的37.2%降至2013年的31%。适龄农民工不再回乡转入农民工务农状态，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
图5-17 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情况（单位：岁）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退休年龄的推后，老龄人口再开发和再利用也将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我国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在延长，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的提高，也意味着可以利用的老年人力资源和老年人力资本的存量在增加（见图5-17）。如果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快于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下降，总体上由于“传统人口红利”减弱所带来的生产能力损失就能够被生产性老龄社会带来的经济社会贡献增加所替代。事实上，随着全球老龄化程度加深以及各国预期寿命不断增长，大部分国家已经或者考虑实施延长退休年龄的计划，日本等国家也提出了“生产型老龄社会”的概念，力图通过加快老龄人口再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优化劳动力配置，提升经济效率（见表5-3）。目前我国男性的实际退休年龄为56岁，女性实际退休年龄约50岁，这更表明我国延迟退休年龄仍有较大空间。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假设我国考虑从2014年起，每年延迟退休3个月，这样每4年延迟退休一年时间，在这种方案下，如果未来10年执行延迟退休政策，则根据测算，我国未来10年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可以每年提高0.26-0.3个百分点。因此，在充分认识老龄化过程对于经济社会确实带来诸多挑战和不利影响的同时，我国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延长退休年龄的提议，这将为开辟新的人口红利提供可能。
表5-3 世界主要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一览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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