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理论（模型）

2.2.3　要素禀赋理论（HOV模型）

瑞典经济学家伊利·赫克歇尔^[12]（1919）和伯蒂尔·俄林（1933）共同创立了要素禀赋理论（The Theory of Factor Proportions），以资本、劳动、土地等多种生产要素代替李嘉图模型中的单一劳动力要素。这一理论认为一国应该生产和出口密集使用该国较为丰裕的要素生产的商品，从而获得贸易利益，增加世界福利。萨缪尔森（Samuelson，1948）及后来的研究者（Jones，1956、1957、1965等）以两要素、两部门的模型展开论证，逐渐使之成为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石。这一理论得到了广泛分析^[13]，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14]。其中包括：①分工与贸易使国内相对充裕，集中使用的要素的价格提高；使国内相对稀缺的，非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15]）。②商品的自由贸易可以代替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两国商品相对价格均等化，从而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16]（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17]）。③一种要素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这种要素的产品的产出增加，同时使其他产品的产出下降（雷布任斯基定理^[18]）。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为基础的理论体系论证了要素禀赋、贸易结构与商品结构的关系。而这系列研究是在，完全竞争、不存在规模效应、没有交易成本、所有价格均没有粘性的作用下起作用、所有要素都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非贸易品部门等条件下开展的。在这一框架下，价格自动瞬时调整为与一国禀赋情况相符合。只要改变其中条件，价格变化就会引起贸易流向与贸易结构的变化，也会改变一国的贸易结构，汇率就可以对贸易结构产生作用。

Leontief（1954）首先对就“资本丰裕的国家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结构决定的理论预测进行了实证检验。他分析了美国的贸易结构，发现1947年美国进口商品中的资本—劳动力禀赋比例要超过出口商品60个百分点。这一与理论相悖的结论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 Paradox）。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与论证极大地丰富了就要素禀赋理论进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2×2的模型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拓展^[19]。Leamer（1980、1984）利用Vanek（1968）的模型指出Leontief分析的结构失误，并以线性生产模型假设解释了1958—1975年的60个国家的贸易结构数据。Helpman（1984），Bradford和Shimpo（1997），Reeve（1998），Davis和Weinstein（2001），Trefler和Zhu（2000）等对这一理论开展了广泛实证研究，但大部分研究结果发现：HOV模型的预测难以解释贸易的要素含量，“里昂惕夫之谜”被进一步强化。Trefler（1993，1995）则利用33个国家贸易数据，划分9种要素投入来测算各国的生产率，得到了与H-O模型预测较为一致的结论，同时却发现了“丢失贸易量之谜^[20]”（Missing Trade Mystery）。Choi与Krishna（2004）利用Helpman（1985）的模型重新检验了工业化国家的“要素禀赋效应”在国际贸易中的存在性^[21]。

金哲松（2002）利用资源禀赋理论对国际贸易结构有一个直观的表达，在公式推导后，利用常见的图形（图2.2）来描述国际分工结构。他指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贸易结构成长的主要因素，并以比较优势与动态比较优势考察了产业发展与贸易结构的关系。

图2.2　要素禀赋与贸易结构变迁

图中横轴代表要素禀赋比例（资本/劳动力），纵轴代表要素价格比（利率/工资），而曲线表示两国国际分工的商品生产，OM决定的要素禀赋国会专业化生产商品2，并非专业化生产商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