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经济学”的农地权解读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有这样一段话发人深思：“中国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归根到底就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那么，恕让这段话来引入我们对本章问题的分析吧。

如果说中国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那么中国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了土地，农民才有立身之本，农业才有发展之根，农村才有后续之源；而农地产权又构成农地制度的核心内容，它伴随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国家政治权利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成为每次农地制度变革的重点。“穷人经济学”的农地权解读，将我们引入关于农地权贫困与“三农”困境的理性思辨；进一步地说，公私权博弈下的农地权的贫困，是我们进行“‘穷人经济学’的农地权解读”的重要的创新观察“视点”。

考量当今利益博弈时代的权利贫困，更应该聚焦“三农”。因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被边缘化，农民声音最弱，农民的权益往往受到侵犯和损害——舒尔茨正是基于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穷人经济学”的著名学说。因此，“三农”问题理应成为破解“穷人经济学”的重中之重。自然，应从农村经济决策权的分配和决策方式的变迁研究切题。因为利益的博弈往往与制度变迁相伴而生；由于制度实际是在多次的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因而制度的变迁取决于决策权的分配，尤其是公私决策的分野；而这种分野又主要由产权及其排他性决定的。据此，要解决“三农”问题，最终要归于产权制度的变迁。而农民之穷，实则主要源于公产公权与私产私权的摩擦而往往由于后者受到的侵犯；农民权利贫困则主要表现为土地财产权利的贫困——农民对于土地的应有权利被排斥或剥夺。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章延续了第四章第三节的研究，即对“穷人”中的典型贫困农户的信贷权以外的其他权利——主要是土地权利，进行拓展性研究。本章中的农民、农户、贫困农户与穷人（大范围的或整体的）或“穷人”（仅指自然人的）是等同的，事实上，在中国，农民整体上是最穷的；农民中的贫困者最能代表中国的贫困群体（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