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规律体系的稳定性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几乎所有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有着深刻的财政压力的背景：17世纪英国经历的内战及光荣革命，君主与议会之间对财政权力的争夺是重要的原因。法国大革命的直接起因是偿债压力，其后，债务危机及其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始终影响着动荡的法国政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由魏玛共和国蜕变为专制政体，法西斯势力最终能够执政，与其承担的巨额战争赔款引起的国家财政危机是直接相关的。对此种现象深有研究的熊彼特在1918年发表了《税务国家的危机》一文，认为研究财政历史使得人们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从国家财政入手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时，效果尤为显著，……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所以，财政体制与现代国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至于可以把现代国家直接称为税务国家。他还指出，财政不仅有助于国家的诞生，还有助于其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支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官僚体系就是随着税收体制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借助财政可以日益扩大其管辖权，并把其意志逐渐渗透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因此，熊彼特说，“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像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财政压力的出现，对国家的合法性存在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挑战。国家将被迫调整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做出相应的应战，这便是国家主导的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建立的计划体制，归根结底是为了帮助实现国家目标。这种体制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体制。十月革命，使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但几年的世界大战、革命、内战及军事干涉的结果是俄国的经济陷入完全崩溃。1918年中的苏维埃共和国甚至没有自己的军队，1919年红军耗尽了全部积存的军火和其他军需品，工业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而陷于瘫痪，交通运输破坏严重濒于停顿。布尔什维克力图对匮乏的物资实行最严格的控制，把全部工业国有化，征用粮食。政府无法征税，也没有税收机关，为了应付政府开支，印刷机日夜不停地印刷纸币。通货膨胀使纸币破产，政府不得不用实物支付工资。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非常措施反而使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了，而这正是革命的一个主要目的。通过战时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看到了改变“游戏规则”在这里之所以使用“游戏规则”，是考虑到苏联实行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还包括政治结构、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变化。或者可以说，它意指苏联建国后实行的一系列制度变革，改变了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规则，从而也改变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和行为模式。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国家利用税收从老百姓那里获取有限的资金，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来配置资源、发展经济的话，实现工业化可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集中社会上一切资源，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则可能是十分迅速而有效的。苏维埃共和国可以说正是如此做的，它废除了自由市场，而代之以国家计划；它废除了有限财政，而代之以国家控制一切资源；它还消灭了一切党内争论和民主程序，而代之以“一言堂”和领袖专制。以此，求得在10-20年的时间里赶超资本主义百多年的经济增长。

“游戏规则”的改变，使苏维埃在短期内获得了成功，但这种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带着国家强制力量的印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统制经济还造就了自己的“生死与共的阶级”——官僚阶层，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竭力维持着国家统制经济的继续，一方面利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阐明现行的“游戏规则”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另一方面阻挠着各种改革可能对体制本身造成的损害。所以，苏联的《教科书》体系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相当稳定的。几十年中经济规律体系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制约着其他规律的作用，这个规律成为规律体系的核心，各个规律相互支撑，构成稳定的规律体系。规律体系的稳定性，也反映了苏联国家统制经济的稳定性，或者说停滞性。“国家不仅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且首先保证了支配和等级关系的再生产。”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苏维埃共和国建国70余年，国家在整个体制中的作用是一个不断加强稳定的过程，但这种僵硬的体制也导致了缺乏变化、缺乏应付变革的能力，各种矛盾的长期累积，使制度最终不免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