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研究与田野调查

1.5.3　底层研究与田野调查

底层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印度史研究。古哈、查吉特等六位研究南亚历史的历史学家在《底层研究》第一卷中提出了这个研究命题，主张一种有别于精英主义、强调“自主的”底层意识的历史观，其最大贡献在于“他们倡导了一种社会研究的新价值……主张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解构精英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赵树凯，2008）。与他们一样，斯科特也关注前现代社会的底层，底层为了生存而反抗也是一种政治，“他们都以‘底层政治’这个明确的提法对抗西方主流研究框架中‘底层无政治’的传统认识，同时提升了底层的复杂性和政治的复杂性（徐小涵，2010）”。观察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治研究，其实也显著地存在着“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底层研究”在中国具有应用的意义（赵书凯，2008），于是“底层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价值取向，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普遍欢迎，一些学术成果应运而生。这些学术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学术著作的翻译；二是理论的转述、评论和比较研究，主要有郭于华（2002、2007）、何雨奇（2008）、徐小涵（2010）、郑广怀（2002）、王庆明（2008、2011）、赵树凯（2008）、陈鹏（2009）、刘威（2011）等；三是以底层视角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主要有郭于华（2003a、2003b、2008、2011）有关口述史的研究，于建嵘、应星、折晓叶、王晓毅、李琼、毛丹、董海军等众多学者有关抗争、民主政治的研究，这不仅拓宽了底层视角的理论视野，而且“本土化”的研究利于中国“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解决。特别一提的是，一些学者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和“虚假意识”，真正以关怀底层为己任，笔者认为这才是继承发扬底层视角真正的价值所在。^[1]印度底层学派关注的是“历史问题”，以此理论框架来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同样面临着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双重困境（王庆明，2011），即底层能否会“发声”，能否被认识、怎样认识的问题。笔者认为，认识底层一个关键是，就是要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真正的长时间接触底层，认识底层。

中国的农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的底层人群之一，其生活所在的乡村就是笔者田野调查的“实地”。田野调查被公认为是人类学学科的基本方法论，也是最早的人类学方法论，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中常常采取此种研究方法。王铭铭（2011）认为，田野调查就是“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又一个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如何构成。”笔者长期关注S村农民征地冲突问题近3年，并在2012年在该村生活近半年，与村民零距离的接触，更真切地体会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行，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这为我接续底层研究做了很多前期的准备工作。另外，在调查方法上，我还采用了一些辅助方法，例如参与型与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开放性访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