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开始后，串联浪潮席卷全国。12月的一天，小学五年级的胡葆森，发现毛泽东《七律·冬咏》里有句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他与六年级的几个同学一共12人，组成“驱虎豹战斗队”，扛着背包，在两节火车车厢之间报纸一铺、背包一放，坐在背包上一路颠簸地奔赴北京，那个毛主席生活的城市，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第一次到北京，胡葆森和他的红小兵小伙伴们一共住了35天，住在北京南郊一个叫沙子口的地方。那是胡葆森生命中第一次独自远行，回忆中总少不了一种小英雄的味道。胡葆森记得，北京的冬天比河南更冷，幸好住的红卫兵接待站是个煤站，炉子烧得倒是很暖和。男孩们住在一间房子里，打通铺，就这样开始了革命小将们在北京的生活。
他还记得，自己跟着红卫兵去斗了两次吴晗：
“我们住的沙子口接待站离吴晗家很近，接待站还住了好几拨红卫兵，其中有一拨是内蒙古的，他们说吃完饭咱们去吴晗家斗吴晗去，我们这些红小兵就颠颠地跟着去了，兜里装着笔记本，拿着笔，到吴晗家，把他从家里拽出来，让他站在家门口凳子上。吴晗是湖南人，个子特别小，站在凳子上也没多高，我一看，两脚都肿了。”
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还体会不到革命的残酷：
“当时很冲动，知道吴晗这个人，写《海瑞罢官》的嘛。不过说老实话，其实没那么多想法，脑子里也没有‘敌人’的概念，就是跟着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那时候经常到街上，看到大字报内容好，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赶紧抄下来，小手冻得红扑扑的。回到住所，马上刻成蜡版，准备回到河南刻成传单散发。来串联不就是为了取经嘛，很多在河南听不到的消息，都可以抄下来带回去。那时候天天干这个事情。”
一个从县城走出的孩子，11岁就在首都北京“混过了”，留下的生命印记是历久弥新的。
“那个时候吃饭不花钱，坐车发个通票，见车就上，觉得挺幸福。还有，一看北京生活还不错，可以吃到很多河南吃不到的东西，水果、面包、啤酒，第一次喝啤酒还觉得这玩意儿不好喝呢。”谈起童年往事，胡葆森兴味十足。
一次参观军事博物馆，胡葆森和伙伴们坐10路车到天安门，再换车往西到军博。老胡回忆，当时长安街没有今天这么宽，又赶上1966年北京开始修建地铁，马路也没有想像中的气派。在军博，看到解放军的飞机大炮，看到英雄邱少云、黄继光的遗物，让这个少年的心跳突突地加速，“前所未有的激动”。
军博之行，胡葆森还收获了人生中第一次失散后的重逢。一起到北京的12个同学里，有个比胡葆森大一岁的男孩，抵京当晚在虎坊桥红卫兵接待站等待分配介绍信时走失，胡葆森向上级报告，可半个多月杳无音信。当一个生命就要这样从视野里消失时，参观军博时正撞上了这个失散的男孩，一见面，孩子们搂在一起，一通抱头痛哭。重逢后才知道，这个伙伴解手时走丢，后来跟着别的队伍混了20多天，安然无恙。
那段岁月也有遗憾，比如没能见到毛主席。“8月18日后，毛主席8次接待红卫兵，我们本想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会出来，结果也没出来。”胡葆森的伙伴们还去陶然亭听了一场江青和姚文元的讲话，不记得什么原因，反正胡葆森那天没赶上。
1966年底，革命形势已有所变化。毛主席发出了“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最高指示，全国大串联的声浪渐弱。在北京的最后几天，因为年龄太小不太会照顾自己，或许也有没见到伟大领袖的缘故，胡葆森火上得不轻，嘴里起了不少水泡。
十一二岁的胡葆森还是个娃娃，但自己感觉已经非常成熟了。至今最让胡葆森兴奋的一个镜头，是火车一路走过石家庄，走过邯郸，靠站时孩子们卸下塞满传单的书包，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打开车窗，掏出传单那么一撤，革命情怀奔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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