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的理论维度

一、联盟的理论维度——理性的力量

理性乃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禀赋，它构成经济学和伦理学共同的基础。《以自由看待发展》采取了理性主义视角，《理性与自由》阐释了理性和自由及其联系。倘若限制理性和自由于狭小范围内，必然给森的思想体系以致命打击。

首先，就学科基础来看，理性和自由是经济学和伦理学两门学科的坚实根基。当有人问森“理性可以用作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吗”？森坚定地回答：“在一般意义上，我相信它可以。因为我认为大多数决定都有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确实是在运用理性。”⁽¹⁾无论经济现象的分析还是伦理问题的思考，都以具有一定理性能力的人为研究对象，以理性方法处理问题，以增强人的理性和使人合乎理性地行动为目的。理性的实质是人有自由和能力进行合理审查和推理，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中都有必要避免对理性的严格限定或抛开理性来确定价值观。

不幸的是，在两门学科中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着对理性狭隘理解的现象，从而导致怀疑理性能沟通经济学和伦理学。怀疑的第一个理由来自如下误解：经济学理性地讲自利，伦理学只讲价值观。依据主流经济学规划的理性行为模式，个体在市场中永远以一种自我中心的方式行使他们拥有的理性和每一种自由。广博的社会价值和道德观毫无意义，任何公共行动的设想都是异想天开。与此相反，依据一种狭隘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观，个体行为总是与传统和习俗相关，束缚于所生活的团体价值观，个人理性永远无法改变和干涉某个社会确定的“圣地”，理性作用在狭小的范围内才有意义。

如果采取森所给出的更为宽泛的理性观，所谓自利是理性唯一方式的说法将顷刻崩溃，所谓有不受理性审查的价值观也不存在。经济行为不能免于合理审查，社会价值观同样要受理性拷问。超越自利的价值观确实在我们生活中起着作用，但千万不要误以为它决定一切。在经济分析中引入道德因素，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受理性引导和检查，不是说道德价值纯粹是对某种群体认同的产物或情感的结果。相反，价值观必须在人的理性考量下才应被接纳，并仍将不断受理性之审察。“价值观念又受公共舆论和社会交往的影响，后者自身又受到参与性自由的影响”。⁽²⁾因此，唯有赋予人们更多自由，促进他们的可行能力，价值观的确立才具备合法性。需要确立理性、价值观和自由的统一。

其次，就社会评价和社会政策来看，理性和自由是做出合理与合法决策的源泉。每一种社会安排，都应经受大众相互公开辩争、透明讨论的审视，一定程度的共识在足够公开的自由辩论过程后达成。

对于是否能达成一致，存在怀疑理性和自由的第二个理由：不同人所持偏好和价值观的异质性，使得在一特定社会，根本不可能有理性而又逻辑上一致的社会判断（包括道德判断）。例如，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证明了无法从个人偏好出发理性地导出社会选择。由于个人偏好和社会偏好之间填补不掉的鸿沟，任何符合理性的道德评价和经济评价都无法做出。

通过森的深刻分析，我们已经知道，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并非意味着理性社会选择的不可能，而是试图以一组有限信息作为社会选择的基础所造成的不可能。达成社会共识的政治行动之基础不是固定不变的个人偏好和社会规范，它们都会变化，一项合理社会决策应该敏感于此。因此，必须特别重视公共讨论和相互交流在形成共享价值观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人们关于何为正义和不正义的种种观点，依赖于公共讨论中所提出的种种论证。从个人偏好通向集体选择的道路上绝非一片空地，存在着合理审查、公开讨论和辩明性争论。当然，人们在相互回应中，妥协、让步、决不松动等等都是可能的结果。

更深入思考，理性和自由没有要求某种社会安排是唯一可接受和选择的完备方案，也没有要求人们在所有方面都形成一致意见，关键在于评价和决策是否经过人们在自由状况下的理性考察和充分论争。经过公开辩明之后的局部共识，能筛选出可接受的方案或剔除不可接受的方案，解决方案可以是有条件接受的，不一定要等到完整社会共识的产生。坚持要求完整评价每一个可能安排的正义性，不仅是现实社会行动的敌人，还误解了正义本性。承认各种剥夺的明显非正义性，并不需要在对所有社会安排和分配方式进行全面细致的比较之后。事实上，大多数时候产生不出一个排他的、高度清晰的公式来作为“正义社会”的唯一蓝图。理性的首要意义只是在于：人们能依靠它在识别显而易见的非正义现象上达成一致，而不是用理性来推导出某种数学公式，说明世界应该如何精确地被管理。

再者，就人类发展的基础来看，理性和自由既是进步与否的标志，也是巨大动力。人们是否实现了自己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人们所重视的各种自由是否得到扩展，都是发展的构成性要素。反过来，有实质自由的个体能更充分运用自身的理性力量，当它发挥批判和检视之功用时，也就夯实了人类好生活的根基。一旦人们有自由且敢于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就能鉴别并促进更合宜和更可接受的社会，推动人类社会进程走上一条更符合人的生活状况的道路。森无可置疑地承继了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大师们的坚定信念：合理审查的理性决定着人类文明具有无限进步的前景。

怀疑理性和自由的第三个理由却指向了理性的上述力量，它质疑人类“有意图地”实现成果的能力，因为“非意图的后果”支配了实际历史。哈耶克是持此种立场的典范，他断定人类文明演进并非来自理性设计、建构和选择，而是自生自发的结果。历史若果真如此，那么追求人们欲图实现好结果的理性努力将枉费心机，理性推动进步不可能，经济学和伦理学中的许多现象也无法通过理性来分析。

这样一种观点并没有真正理解理性的意图，只有采纳非常狭隘历史观者才会指望后果符合预期是一种普遍规律。理性主义视角不否认无意图的后果，而是强调在某种适当条件下，运用理性去推动社会变化，应该能帮助人们得到更好结果。理性的这种指导作用在现实生活并非罕见，许多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成功都是在明确规划引导下取得的。大多数国家只要意图实现普及教育、消除流行疾病、防止可防御疾病等扩大实质自由的目标，一般都能取得成功。人们甚至可以对那些即便无意造成的后果中存在的社会关联和因果联系进行理性分析和认识，帮助自己合理思考社会组织、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可能路线。理性能努力预期各种政策的所有可能后果以及对它们进行理性的评价，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无意后果”不只是表明人类期望有缺陷，而是要求人们在以后制定政策时应该汲取经验和教训，边干边学是理性主义改革者的好帮手。所以，“经济和社会的理性思考可以注意那些并非有意造成的，但由于体制性安排而引起的后果，而且特定的体制安排可以因为注意到各种可能产生的、无意造成的后果而获得更准确的评价”。⁽³⁾

最后，理性和自由是统一的，他们相互依赖和不可分割。人凭借自由才能运用理性，依靠理性才能辨识自由。

一方面，自由以理性为基础。如果不区分个人重视的任何选择或目标和个人有理由重视的选择或者目标，就很难理解自由和机会的重要性。不检查个人的偏好及其理由，就不能充分把握自由的含义。在评价自由时，包含着理性评价的基本运用，依赖于对不同选择进行缜密分析推断。选择应具备自由的属性，还应是充分运用合理审查的结果。所以，“作为合理审查运用的理性，必定既是自由理念的核心方面，也是自由评价的核心方面”。⁽⁴⁾

另一方面，理性也依赖于自由。理性概念必须容纳激励选择的各种理由，没有选择自由，理性概念只能是空泛的。无论是受某种预设的机械公理（如“选择的内在一致性”）或某种唯一动机（如“自利最大化”）的专断，还是服从一些预定目标和价值观的控制，都是对思想自由的根本否定，缩小了作为依据的“选择理由”的范围。理性丧失了“自由空间”，必然表现为实质的不自由，即不能运用自由的推理来决定自己的价值观和做出抉择。“通过更充分注意自由视角，能卓有成效地重新考察个人福利、社会福利、生活标准、一致选择和理性行为这些基本经济学概念。……忽视这种自由视角已经深刻限制和约束了我们学科的性质”。⁽⁵⁾

简而言之，森展现的理性和自由及其统一的思想，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交融提供了这样一种前景：人是变革的能动参与者，不是某种制度安排下被动和顺从的接受者，对任何社会问题分析都不能把他们置入预先编织好的狭小笼子中；人是自由和理性的，经济指标、价值规范以及各种认同的确立取决于人们能否获得更知情的理解和进行更开明的讨论。“权数最终来自社会选择，不能被某种机械理解的表面‘真实’所取而代之。此种实践的核心是开明的公共讨论。支持信息通畅的公共讨论的理智基础，是人类发展事业的主要光辉之一”。⁽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