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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代领导文化

时间:2022-07-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建设现代领导文化走向现代和谐是领导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进行领导文化改造、实现领导文化自觉的必然途径。实现领导文化的现代化,就是要从将领导视为上对下的“统御”或下对上的“接受”的领导观念,转型、创新为将领导视为上下互动的“影响”的领导观念。和谐社会思想和实践的贯彻,必然成为现代和谐领导文化与时俱进的“具有标识符意义的事件”。

一、建设现代领导文化

走向现代和谐是领导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进行领导文化改造、实现领导文化自觉的必然途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工程,适应这种社会整体的现代化,领导文化也无疑需要现代化;现代化也是一个革命性进程,适应这种不断深化的现代化,领导文化的现代化也需要随着现代化的深化而发展。只有通过领导文化的自我改造,抛弃旧的领导文化,不断催生新的领导文化,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为社会服务,逐步实现领导文化与现实有机结合,最终实现现代和谐领导文化的生成并对实践起指导作用,而这正是领导文化发展的最高准则

1.将领导视为上对下的“统御”或下对上的“接受”的领导观念,转变为将领导视为上下互动的“影响”的领导观念

西方科学管理时代从人是经济人的认识出发,提出了X理论。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领导者往往认为领导就是统御,强调的是上对下的强力压制,形成了一种以力服人的领导观念。与这种领导观念相类似,中国法家学说立足于人性本恶,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在这种学说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一种重视霸道行政的领导观念。西方行为科学时代从人是社会人出发,提出了Y理论。在这种理论影响下,领导成员往往认为领导就是“接受”,强调的是下对上的心悦诚服,树立了一种以德服人的领导观念。与这种领导观念相类似,儒家思想立足于人性本善,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一种王道仁政的领导观念。上述两种观念是各执一端。由于“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所以,必须将二者加以调和整合,才能形成合理有效的领导观念。实际上,传统中国在传统范围内一定程度地形成了一种阳儒阴法、德法互用的领导观念。只是这里的德治和法治仅仅停留在传统意义,而没有发展为现代意义。西方系统分析时代从人是复杂人的认识出发,提出了Z理论。在这种理论影响下,领导者往往认为领导是一种上下互动的“影响”。这里,“影响”是互动的,双向的,而不是孤立的、单向的。它既强调上对下的令行禁止,也重视下对上的心悦诚服。进一步说,领导就是“影响”的观念,是将领导活动视为双向沟通的过程,即领导活动就是领导者在和被领导者的互动的行为中及彼此影响的关系下,把握形势、适应群众意见所作的协调与沟通。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实现领导文化的现代化,就是要从将领导视为上对下的“统御”或下对上的“接受”的领导观念,转型、创新为将领导视为上下互动的“影响”的领导观念。

2.从只重“发政施仁”的输出的领导行为模式,转变为兼重参政议政的输入的领导行为模式

领导系统是一个由环境包裹着的行为系统。这个行为系统在环境的影响下产生并反过来影响环境。输入和输出是领导系统分析模式的两个中心概念,领导系统通过输入和输出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稳定。输入包括支持和要求。支持指环境对领导系统施加的压力,以便让它继续行事,支持的形式有服从法律、付税、投票等;要求指环境对领导系统的希望和要求,如选举权、社会福利等。输出则是领导系统以某种方式影响环境的活动,主要有权威性的决定、法令和政策等。输出并非终点,输出给环境带来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输入,使要求和支持在质和量上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即为反馈。借助于反馈,输入-输出就形成一个循环往复、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的领导行为模式仅仅注重领导系统“发政施仁”的输出,但十分漠视参政议政的输入。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民众参政议政的意识和热情的提高,仅仅注重“发政施仁”的输出的领导行为模式已不足以取得民众的完全的认同,只有逐步开通输入渠道,不断增加公众参政议政的机会的领导行为模式,才能获得足够的合法性。因此,实现领导文化的现代化,就是要从只重“发政施仁”的输出的领导行为模式,转型、创新为兼重民众参政议政的输入的领导行为模式。具体来说,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从个体意识层面上讲,领导个体意识是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领导观念,并与领导实践有机结合。这种个体意识主要是追求一种从传统的领导文化中“脱离出来”的领导观念,但仍须吸取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为我所用。在传统领导活动中,领导者与部属之间权力距离差距过大,导致领导与部属间的支配性增强。而随着个体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传统奴性思想的逐步祛除,独立人格的不断增强,领导者与部属之间的关系也由传统的统御变为相互间影响性。在传统领导文化中,领导者与部属之间是单链通道关系,而随着主体意识增强,他们的关系逐步变成了全通道式的链,这种链式主要表现为领导者不是唯一的命令施发者,部属亦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和决策。并且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这种传播显然是多链的,所以领导者的思维应与时俱进,不能一味追求部属的盲从,同时应增大授权的空间,使得部属的积极性提高,达到上下和谐的目的。

其次,从制度层面上讲,必须逐步实现领导方式由专制型、人治型向民主型、法理型的转变。古代中国等东方国家长期以来以专制为特征,这种思想意识影响至深,必须从制度上剔除。国家除了在制度上破除这种专制与人治的思维外,也应在人文教育上加以灌输和渗透,使之成为领导者的心理需要,而并非完全依靠外界的压力。同时民主与法治思想的灌输,也能逐步消除这种浓厚的专制色彩。民主和法治是领导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政治实践中,领导能否具备民主和法治思维,对于政府运作成本的高低影响巨大。

再次,从路线方针政策上讲,现代和谐领导文化的生成,更须仰仗国家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一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新形势下领导行为的主导思想,必须将这种思想贯穿于领导的灵魂深处,才能真正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全面提出“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党的十七大重申了这一重大的历史决策,并将之与科学发展观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也是国家战略一次新的完善。和谐社会思想和实践的贯彻,必然成为现代和谐领导文化与时俱进的“具有标识符意义的事件”。三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的实践充分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深入扎实地将国策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民生,落实到广阔的中国大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性的认识,必须与领导者的实际行动相结合,各级领导者必须树立新的思维,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将现代和谐领导文化落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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