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要靠粗放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目前面临严峻挑战，国家再一次提出稳增长口号。尽管国务院反复强调房地产调控不放松，但各地政府都用政策“微调”来放松调控。同时，各地的高铁、高速公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机场港口建设等基本建设项目都在加速审批上马。显然又有2009年那种大干快上之势，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及切实改善民生和管理通胀预期这一系列重要目标和政策都已置于第二位。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政府会反反复复重复过去的道路。答案只有一个：调整经济结构，转变方式，切实改善民生，或更时新的口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就是说“知易行难”。这些口号和决策，一遇到现实困难，总是只能先放一边，图眼前利益要紧，至于长远后果，那是后人的事。

然而，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说，靠“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人工低成本”的粗放式高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在过去10多年也许是一种必然的合理选择，并且也确实为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多年的10%左右的高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今后继续走这条路可能难以为继。为什么？

第一，国际环境变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一片繁荣，充裕的资金渴望到国外投资，旺盛的需求渴望有大量中国这样价廉物美的产品去消费，加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我国通过加工贸易迅速拉动经济提供了条件。然而，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之中，对中国产品需求大幅萎缩，还用贸易保护主义棒打中国出口。欧洲还希望中国出手去帮助他们度过危机。显然，中国外需收缩必然使国内投资扩张受阻。

第二，资源容忍度变了。多年以来，我国经济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以求经济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大量资源被过度消耗，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等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耗费，如果以后再要像过去那样高速度投资扩张，恐怕所有资源都无法容忍。拿土地资源来说，大规模投资都需要土地造厂房、筑道路、修机场港口等，而我国既定的18亿亩耕地底线都已经突破，再快速扩大投资，势必14亿人口吃饭用的耕地统统保不住了。

第三，生态环境变了。我国以往持续多年大规模投资发展经济使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天空、河流、湖泊、近海以及土地都受到了污染。所谓先开发再治污，变成了只污染不治污。近年来我国以北京为首的许多城市和地区天空接连严重雾霾为我们敲响警钟。正因为这样，中央政府提出要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如果再像过去那样搞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式投资开发，我国的资源和自然环境实在不堪承受。

第四，人口红利变了。我国以高投资率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人口红利已开始消失。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也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老人和小人的抚养负担较轻，从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这种情况。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是20世纪50—70年代。后来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出生率迅速下降，而老龄化还只是慢慢到来，因此20世纪90年代起至21世纪初，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就处于人口红利阶段。每年劳动供给总量约1　000万，保证了劳动力的足够需要。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后国家允许农民到城里务工，大量所谓农民工流入城市打工，不仅本身工资要求低，而且这也使原来的城市普通工人的工资也无法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这种劳动供给充裕和低工资格局十分有利于投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格局现在已开始变化：一方面老龄化进程加速，许多本来是劳动者年龄的人步入老年人队伍，而计划生育政策仍在继续，因此今后劳动人口将不再增加，作为劳动人口中间人群的15岁至59岁的劳动总人口数从2013年起将开始缓慢减少，到2020年可勉强维持在9亿人左右，之后将加速减少，这说明我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另一方面，这些年随着政府对农民负担逐步减轻，农民工进城的机会成本在提高，如果不给进城务工者增加工资，企业就招不到人。沿海一些省份出现“民工荒”就是证明。这些都表明，要再想像过去那样靠低工资吸收劳动者来满足扩大投资规模快速发展经济的路已走不通了。这种趋势将来会越来越明显。

第五，人的观念变了。多年来中国普通劳动者一直习惯于过低工资的苦日子生活。有一个数据说，2006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81美分，是美国工人的2．7%，是日本工人的3．4%，是欧洲工人的2．2%。如果以后中国工人工资也大幅上升，以每年上涨25%计，到2010年才达到1．98美元，也只是美国工人的4%。中国普通工人，尤其农民工就一直习惯于这种低工资待遇。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民刚进城时，有口饭吃就觉得幸运了。农民工也得不到社会支持和同情。然而，从现在起，情况就不同了。虽然农民工子弟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子弟，但至少也识了字，还能使用互联网、手机等信息工具。不仅如此，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比过去多得多了。这是第二代的农民工。他们不再觉得自己应满足于有口饭吃就行的生活。社会也不认为他们理应如此。媒体也纷纷为他们鸣不平。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开始软化。这样，这新一代农民工感到父辈的低薪和待遇完全不可接受。他们要求和城里人有同样待遇。同时，城里的新一代工人也再不像他们父辈那样安于现状。他们要求过新时代人的日子。新一代工人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意识随着时代的进展也大为增强。“以人为本”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他们的劳动观念、维权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以及环境意识已不同于老一代工人群众。所有这些都将使各地政府要能像过去那样在投资扩张中任意摆布和使唤工人实在很困难了。人的观念的变化，同样会成为粗放式投资经营的一大制约因素。

上述这些变化都说明，过去靠那条粗放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已越来越难走了。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尽管对各地政府不是驾轻就熟之事，毕竟要付出包括增长速度适度下调的沉重代价，然而，这终究是一条绕不开的出路，是迟早必走的光明大道。

当然，增加投资是扩大生产，促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手段和渠道，问题是增加什么项目的投资。显然，重复投资项目、高能耗投资项目、重污染项目、产能过剩投资项目、投资效率低下投资项目，以及纯粹为政府领导装潢门面而与改善民生无益的投资项目等，切不可再上，一定要煞住。有些投资项目目前投资效率还小但将来会有效率的，例如有些地区的高速公路和城市地铁工程等项目，则应根据各地财政的实际情况决定是目前就上还是过一点时间再上。但有些项目是断然不可以上的，比方说两个城市间相隔距离很短，却都要上飞机场这样的项目就万万不可取。

那么，哪些投资项目应当得到鼓励呢？首先是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一些项目，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这些领域的产业发展投资项目。因此，诸如航空航天技术产业、生物制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等都是值得鼓励的。然而，即使在这些领域中的投资也不能一窝蜂，不能盲目冲动。例如，光伏产业属太阳能利用发电的新能源产业领域，有良好发展前景。但目前也不能一下子摊子铺得太大。

综上所述，投资作为一国经济发展拉动的一驾马车是非常重要，在短期看是构成总需求重要部分，从长期看则增强了供给能力。然而，正如我国过去一位重要领导人陈云同志所说，“一要吃饭，二要建筑”。任何一国的经济发展始终要把保证消费需求放在第一位。然后再考虑投资需求。如果一个国家GDP增长构成中投资占比过高，经济就失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