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胡焕庸线”的突破可能性

张永岳　宋艳姣　张传勇

（华东师范大学）

2014年11月27日，李克强总理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当看到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时指出，“中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1]李克强总理的提问包含着一个重要学术问题，即如何在当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有效实现“胡焕庸线”的突破？突破“胡焕庸线”首先必须研究其突破的可能性。一方面，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现象客观存在。这是由我国自然条件及经济社会发展诸多客观因素形成的。“胡焕庸线”正是揭示了这种客观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必须解决我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区域人口空间分布也必须实现从不均衡到相对均衡的转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颁布，将新型城镇化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如何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需要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这就有必要研究新城镇化背景下，“胡焕庸线”突破的可能性。

一、文献概述

（一）“胡焕庸线”的内涵和价值

“胡焕庸线”，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改称为“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一线”。该线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这一概念被国内外学者沿用至今。80年前，胡焕庸先生采用“点子法”^[2]，根据当时全国各县市人口数据将2万多个点子绘制出中国第一张“全国人口密度图”，并通过对比分析找出了一条区分人口稀密程度不同的明确界线，即自黑龙江瑷珲（今黑河）向西南直到云南腾冲的直线。根据测算结果，当时全国东南地区36%的土地拥有96%的人口；而西北地区64%的土地上仅有4%的人口（胡焕庸，1935）。

“胡焕庸线”提出至今，学界针对“胡焕庸线”是否变动做了大量研究。如葛美玲等（2009）通过采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得出中国自1960年以来，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并未发生大的改变。类似的最新文献还有以2010年中国县级行政区人口数据为研究基础，得出我国东南半和西北两部分人口比例为93．77∶6．23，面积比例为43．18∶56．82，这一比重与1935年相近（杨波，2014）。这说明近几十年来，我国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并没有撼动当时“胡焕庸线”测定的人口分布格局。

“胡焕庸线”作为我国人口分布的地理分界线这一论断已被国内外学术界认可，其重要价值毋庸置疑。它不仅是中国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的基线，也反映了我国东南和西北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人口研究所的张军伟（1994）从人口迁移的角度，认为人类的迁移行为主要由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地区间不平衡导致。此外，近期亦有学者指出，“胡焕庸线”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这条线的东南各省区市，绝大多数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条线的西北各省区，绝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李培林，2015）。因此，“胡焕庸线”与城镇化水平密切相关，这涉及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如何实施及其分布格局的问题。

（二）城镇化过程中人口迁移的区域布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如何推动劳动力在城乡区域、产业间的合理配置，从而有效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追溯与人口迁移区域布局相关的经典理论，以“配第—克拉克经济定律”和“推—拉理论”较具代表性。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就提出人口分布和区域产业发展关系的规律，即人口的分布要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变化。到了20世纪40年代，克拉克对这一规律进行了补充，指出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和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迁移大致呈现出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转移的规律。按照配第—克拉克定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已引起了人口分布的大规模迁移，出现了从第一产业“溢出”剩余人口的潮流，这有助于我国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彭效军，2002）。在人口迁移研究方面，“推—拉理论”的运用最为普遍。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李（E．S．Lee）首次划分出影响人口迁移的“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因素，系统提出了人口迁移理论的“推—拉模型”，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行为既包括来自农村的推力又包括来自城市的拉力。

近年来，以上述理论为基础，很多学者对于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及空间布局做了相关研究。主要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1）关于人口分布存在不均衡现象，学者普遍认同这一观点。人口分布格局是在自然、历史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自发形成的。我国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地区差异性，使我国人口分布存在着不平衡性（祝卓，1980；吴玉平，1991）。（2）关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是否合理，专家持不同观点。人口分布不均衡与人口分布不合理是两个不同概念，人口分布不平衡中可以兼具合理性，其是否合理主要表现在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两个方面。从自然条件的生态学角度分析，学者观点大体一致，普遍认为我国人口分布在空间上不平衡，但与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环境是相平衡的（乔瑞迁，1987；叶东安，1988；原华荣，1993），人口分布是自发形成的生态均衡系统（祝卓，1985）。另一些学者从相对角度出发，认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人口分布更多的要受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现有人口格局并不是最合理。刘燕华等学者根据人口适宜分布模型，将地区的实际人口密度和计算人口密度进行对比，得出西部地区的宁夏、贵州、青海和甘肃省份现有实际人口数超出了当地的人口承载力，这些省份面临着突出的人口压力问题。而一些东部沿海省份的人口承载力却远远大于现有人口数（刘燕华等，2001）。程希（1996）也得出相似结论，认为我国经济承载力与资源限制出现了不匹配，东部地区的经济承载力相对充足，资源受到限制，而西部地区经济承载力不足，人口压力大，如内蒙古、西藏、青海等西部省份的经济承载力不足而资源承载力相对丰富，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经济承载力富裕而资源承载力都不足。

从以上文献梳理来看，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现象客观存在。在近现代人口格局形成的初级阶段，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具有相对合理性，与我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基本相平衡。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在大量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总人口仅为5．4亿人，2013年已经增长到13．6亿人。经济承载力与资源的制约，使人口分布不合理性逐渐凸显，再加上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使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更加均衡地发展，这就为探讨突破“胡焕庸线”的可能性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二、关于“胡焕庸线”适用条件的探讨

“胡焕庸线”从1935年提出距今已80年。在这一领域以往的研究中，主要的观点是这条线所反映的我国人口空间布局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杨波，2014；葛美玲等，2009），学术上的理论分析和实际数据，都对这一观点给予了支持。李克强总理之问无疑会推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引起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关注。随着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一些影响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可能或正在面临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如高速铁路的开通缩小了城市间的时空和经济距离，使人口流动的频次增长加快（李祥妹等，2014）。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教授^[3]最近谈到“胡焕庸线”突破这一问题时，也指出新型城镇化是突破“胡焕庸线”的一个有利契机。我国位于“胡焕庸线”两侧各省的城镇化水平有明显的差异，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突破这条线也具有了一定的可能性。但目前相关研究还缺乏足够的论证，这也是本文从探讨“胡焕庸线”的适用条件入手，进而分析其突破可能性的原因。在此，将从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政策等三方面对“胡焕庸线”的适用条件进行分析。

（一）自然条件

1．气候因素

“胡焕庸线”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气候因素，它不仅反映了我国人口密度分布情况，而且也是我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这说明气候与人口密度具有高度相关性。学者普遍认为，受自然条件的约束，我国人口东多西少的状况不可能有根本改变，除非西部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发生根本性突破（祝卓，1985）。吴静等（2008）根据近2 000年气温波动分析认为，早期的气候变化在形成中国人口南北分布的格局中影响并不大。我国发生南北人口格局变化时，中国近2 000年的最大气候突变还没有发生，还不足于引起人口分布的大规模变化。可见，相对于某个历史时期人口的流动，气候因素对人口的影响相对具有恒定性。

2．水资源因素

胡焕庸先生在后期研究中，以辽吉黑人口大区为例，验证了水资源对人口的分布起着重要的作用（胡焕庸，1985）。刘燕华等（2001）认为，中国降雨量的区域分布与中国的人口分布大致相同，这肯定了近代发现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与“胡焕庸线”基本重合的结论，揭示出我国西北和东南地区的水资源条件与人口密度具有相关性。中国科学院的王铮（2014）等学者对中国2040年至2060年的水资源情况进行了模拟研究，指出随着气候的变化，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的降水量将有所提升，但由于蒸发的增加，水资源条件改善效果并不明显。从历史上看，水资源在人口迁移，特别是城市的建立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是引发全国人口布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二）技术条件

1．农业生产

当地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的多少是制约人口分布的基本因素（吴玉平，1991）。一些学者从农业生产潜力的变动方面研究农业生产和人口分布的关系，如王铮（2014）认为“胡焕庸线”左侧的云南省北部地区和川西地区，农业生产潜力明显提高，而“胡焕庸线”右侧的中国南方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潜力明显下降，这为“胡焕庸线”的突破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们针对“胡焕庸线”左边省份的家庭人均粮食出售量^[4]做了对比分析（见图1），以新疆地区为例，2000年家庭粮食生产基本上处于自给自主的状况，家庭平均每人出售的粮食产量仅仅为316公斤。但是到了2012年，家庭平均每人出售的粮食产量达到了约1 010公斤，十余年增长了两倍多，该地区的平均粮食产量不仅已经达到家庭自主消费的状态，有相当一部分粮食开始输出。

这些现象说明，一方面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粮食产出已不是制约西部人口承载力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有限的人均农业土地量使农业收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居民的生活期望值，尤其是新一代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动力和欲望减弱，他们中更多的是希望在城市工作，并且扎根于城市。但是这些人口的流动去向值得深思，如果这部分群体不向东中部地区转移，就必须在推进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就地转移。适时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实现农村人口的自然流动是实现我国新型城镇化目标势在必行的趋势，这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中提出的西部农业人口转移的重要原因。

图1　1995—2012年我国西部省份家庭平均每人出售的粮食产量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3年）。

2．交通运输

城市交通发展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部分，新型工业化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交通发展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前提。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物流成本的降低是区域间人口跨地区流动的基础载体。过去到一个地方，承载能力有限，且局限于交通条件，所以“胡焕庸线”不仅适用，而且稳定。但到了新世纪，随着全国交通运输系统、信息化系统更加完善，物流成本不断降低，相较于传统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交通对人口跨区域流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为了研究“胡焕庸线”的突破可能性，对新型城镇化战略下交通系统的变化进行分析也十分必要。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交通运输系统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运输能力提高最快的为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以公路运输为例，1949年我国的公路里程仅为8万公里，1978年达到89万公里，而到2013年公路运输里程已经达到435万公里，在60多年期间，增长了近55倍。

根据“胡焕庸线”的划分，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分别位于人口密度线的左侧，突破“胡焕庸线”最关键的因素是如何开通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流动通道。根据统计数据整理，从1995年到2012年，上述四个省份的交通运输路线里程都有了快速的扩展，其中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的增长最为明显。以青海省份为例，在近二十年时间里，公路运输线里程提高了近20倍，同时铁路运输线里程也提高了近十倍。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高铁的建设对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的均衡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2014年11月16日，新疆首条高铁正式运营，乌鲁木齐到北京的时间压缩一半左右，新疆地区的客运承载力和货运能力都将提升一倍左右。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人们对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会加深，因而西北的生存空间会进一步扩大，原来受交通不便或自然条件限制的影响将会减弱（乔瑞迁，1987）。这说明随着交通运输的日益完善，这些地区吸收区外移民也由原来的不现实变成了可能性，我国西北和东南地区的人口流动方式更加方便快捷。

3．网络信息

中共十八大报告重点指出要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网络信息化的发展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信息网络化使物流服务更加高效率化和低成本化，必然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和地区文化的融合提供重要推力。据统计，1997年我国总上网人数仅仅为62万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2012年全国总上网人数已经达到5．6亿人。近年来，以云计算，移动互联等为代表的宽带应用，不仅为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网络视频等相关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拉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我国西北和东南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融合提供了沟通的桥梁。在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决不能低估现代信息的作用。交通运输、信息化加上现代物流，必然使得今后城镇化的格局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能正面临着这一“百年之变”的临界点。

（三）社会政策

根据上文分析，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信息网络等因素为可能突破“胡焕庸线”，缩小西北和东南地域差异提供了经济技术上的有力支持。然而从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国家社会政策则会对“胡焕庸线”突破的可能性提供更加直接有效的推动作用。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由于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对人口流动的政策大体上处于不断松动和鼓励的发展趋势。2014年3月16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该规划指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为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提供了政策支持。

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由于沿海地区产业发展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需求，劳动力流动由中西部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打工潮”就源于此。但这一趋势随着国家政策的实施，是在不断变化的，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统计，虽然我国沿海地区对人口迁移仍存在着吸引力，但西部的新疆、西藏地区具有较高的人口迁入率，这说明中国人口迁移的潜力地带在悄悄地发生转移（丁金宏等，2005）。我们应该看到，在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过程中，由于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我国劳动力流动格局可能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从社会政策角度看，新型城镇化是“胡焕庸线”可能突破的重大动力，这将在后文做专门分析。

上述关于影响“胡焕庸线”的三个方面条件，以人为干预因素起的作用大小为依据，自然条件的客观性最大，可假定基本不变；经济技术条件具有量变到质变的可能，这个推动力量现在可能到了质变的状态；社会政策的能动性最强，一定的社会政策能够加快“胡焕庸线”的突破。在“胡焕庸线”提出之初，自然客观条件占着最重要的影响比重，经济技术条件变动缓慢，而社会政策的能动性发挥着较弱的作用，我国的城镇分布格局变化不大，这可能造成了“胡焕庸线”基本不变的格局。但21世纪以来，经济技术条件得到了快速提升，其影响程度日益增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推行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等社会政策举措也逐渐积聚了足够的推动力，可能会使其影响的比重进一步加大，社会政策将成为提高我国城市发展均衡性的有效动力，从而可能会使“胡焕庸线”的格局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变化。

三、新型城镇化是“胡焕庸线”突破的重要动力

我国人口分布不均衡是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政策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对人口分布格局的影响日益重要。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带动的人口集聚使这一地区的资源承载力受限，而西部地区由于开发不足其经济承载力受限，从而使我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承载力产生不合理性。为了进一步解释人口分布是否合理，有些学者如刘洁等（2011）采用了区域经济—人口分布协调偏离度指数HD来评价人口分布的合理性。以HD＝0．4为临界点计算，发达国家经济—人口分布协调性很好，大多都在0．4以下，其中澳大利亚的协调性最好，HD值为0．095接近完全协调程度。而我国经济—人口分布处于不协调状态，HD值达到0．539，甚至高于印度（0．452）和巴西（0．476）。这说明相比其他一些国家，我国人口在空间分布上与经济水平的协调性较差，还存在合理改善的空间。

新型城镇化正好为人口的合理分布提供了适时的突破口。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以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5]问题为切入点，到2020年，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和集中，劳动力合理流动，产业机构不断非农化，从而实现区域相对协调和城镇的均衡发展。可见，新型城镇化既是实现“胡焕庸线”突破的目标，即实现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相对均衡、产业在区域间发展均衡、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同时新型城镇化也是“胡焕庸线”可能突破的重要动力。

（一）人口的空间流动

人口城乡流动。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是改变人口分布格局的重要渠道。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已基本完成，如日本城镇化率高达91．73%，法国和英国分别为86．26%和79．76%^[6]，这些国家的人口分布基本处于均衡状态，人口迁移不会使人口分布发生显著变化。但中国正处于城镇化不断推进阶段，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体面临着由农村到城市的转移问题。据数据统计，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3%。即使如此，相比国外发达国家70%—80%的平均水平，我国目前总体上还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离高度城市化（70%—80%）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我国城镇化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2013年，我国东部地区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为上海市，城镇化人口占89．33%，而西部地区城镇化率最低的为西藏地区，仅为22．73%，还不到上海市的1/4。这说明，随着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全面推进，我国西部地区面临着大量农村人口如何向城市跨地区或就地合理、有序的转移问题，这必然带来我国人口分布格局发生变化。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经济水平差异对劳动力迁移起促进作用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如一些学者认为GDP增长率与迁移规模显著正相关（Zhang et al．，2003）。从2010年开始，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发生着变化。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GDP增长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见表1），在2000年和2005年，GDP增长率最高的分别为东部的广东和江苏，西部地区的新疆、西藏的GDP增长率略低于东部各省份。从2010年到2013年，青海超过东部地区各省份，GDP增长率最高，而东部地区GDP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根据Zhang等（2003）的观点，可以判断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布局在将来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与丁金宏等（2005）的观点相似，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目前我国各地区的迁入率与迁出率互逆消长，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的人口迁入率高达12．7%，我国人口分布格局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沿海地区的人口集聚度在进一步增强，但西部与中部的人口密度差异在不断缩小。

表1　2000—2013年我国部分省份GDP增长率

注：为了对比更有针对性，本表只选取了“胡焕庸线”两侧的部分省份，而没有列出全部省份。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二）产业的地域均衡

在新型城镇化推动进程中，随着农业人口进一步向城镇地区迁移，我国的产业结构会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而且城乡一体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这必然会引起我国人口在区域间分布格局的变化。产业部门是吸纳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产业结构的就业分配不仅会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迁移，同时也会影响其在地理区间跨区域转移，从而可能会使我国人口在空间地理分布上发生新的变化。

据数据统计，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952年，我国农业就业比重为83．55%，成为吸纳劳动力的第一大产业，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均不足10%。从1952年到2000年，第一产业一直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载体，就业比重均保持在50%以上。从2012年开始，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超过农业，产业就业比重排列为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到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近40%，而农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30%左右。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产业结构在不断升级优化，但产业结构还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相比全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我国西部省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东中部地区还有一定的差距。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没有很大差异，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上。2013年我国西部的新疆、宁夏、内蒙古、青海等省份第二产业比重位于45．05%—57．32%之间，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3．89%，而第三产业比重却都处于全国水平之下。

（三）公共服务一体化

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人口合理分布、有序流动的基础是人口要素与其他资源要素合理配置，而公共服务是人们享受各种资源的重要保障。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公共服务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使现行公共服务成为影响人口迁移和分布的重要因素（刘洁等，2011）。根据“胡焕庸线”适用性条件的分析，社会政策作为促进人口分布发生变化的重要推力，其能动性最强。因此如何实现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对人口资源的合理配置显得极其重要。

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着城乡不均等、地区不平衡。“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我国实现缩小城乡差别、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李培林（2015）认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城乡一样化，我国新型城镇化还应当顺应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发展的趋势。以2013年城镇化率为53．73%计算，我国目前仍有6—7亿的农村人口，考虑到目前还有大量的农村进程务工人员往返于城市和农村，我国经济社会已经由城乡二元结构过渡到“城—半城—乡”结构（余佶等，2014）。如何破解“城—半城—乡”结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得极其重要。由于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化，大量流动人口在大中城市中很难形成稳定就业和长期居住，一旦社会保障制度发生重大变化，这部分群体的人口迁移行为将会发生大规模的变化。

四、以新疆为例的简略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单独依靠人口自发迁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胡焕庸线”都没有明显改变，但在经济技术正面临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时期的今后，借助国家政策等推动力却使得“胡焕庸线”的突破存在一定的可能性。2014年下半年，笔者应邀到新疆喀什地区就当地新型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问题进行了专程调研，并用半年时间完成了相应的调研报告。

（一）新型城镇化战略与“胡焕庸线”外区域的发展机遇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综合载体，不仅可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生产和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扩大消费、拉动投资、催生新兴产业，释放更大的内需潜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和持续发展增强动能。对于“胡焕庸线”外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十三五”时期国家的有关新型城镇化政策将重点向其倾斜，其中包括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政策，提升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县城的人口承载能力，从而引导人口适度往中西部流动，逐步减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徙。可见，我国中西部地区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来突破“胡焕庸线”具有了坚实的社会政策基础。

新疆作为“胡焕庸线”外的代表区域，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破解“胡焕庸线”具有重要的意义。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是国家西北的战略屏障，特殊的内外部环境和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生态等人文地理区域使新疆的城镇化道路具有特殊性。2013年9月，我国提出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随后又提出与东盟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成为我国未来向西开放、向内陆发展的重要战略，而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地位相当重要。近年来，中央在经济政策上对新疆给予更多的倾斜与支持，如率先启动资源税改革，对新疆困难地区部分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十二五”期间投资翻番等，并部署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80多个县的建设。可以说，新疆的城镇化承载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边疆安全的双重使命。

（二）新疆突破“胡焕庸线”的自身条件

为探讨新疆突破“胡焕庸线”的可能性，我们择取新疆自身基础条件的变化和以交通运输和信息化为代表的经济技术条件的改善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新疆自身基础条件的变化。（1）总体人口密度提高。根据上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胡焕庸线”可变因素归纳来看，人口的空间分布是基础性指标。统计数据显示^[7]，新疆人口数量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呈现出大城市集聚效应明显增加，人口密度从2000年的每平方公里的11人提升到2013年的每平方公里14人。而据新疆自治区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12年末，在全疆建市的24个城市中，有18个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 253．26亿元，占全疆GDP总量的70．0%，而18个城市的人均GDP达到61 095元，超出全疆平均水平27 299元。可见，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对整个新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量与质的提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人口城乡分布的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显著性变化。一方面体现在人口的城乡分布上，新疆非农人口占比从1949年不足15%提升到2012年的44%，增长近三倍。据相关研究测算，新疆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就有20多万农牧民转化为城镇居民。^[8]人口城乡分布的变化，改变了新疆原来以农业为主的就业结构，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从建国初期的92%减少到2012年底的49%。（3）农业产生方式的转变。伴随着人口城乡分布的变化，新疆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发生较大改善。以农业机械化总动力为例，新疆的农业机械化总动力从1960年的12万千瓦骤增到2011年底的2 166万千瓦，改革开放以后增幅达到年均60万千瓦左右。

第二，新疆经济技术条件的改善。在此选取交通运输网络和信息化水平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统计数据显示，相比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新疆的交通运输网路和信息化水平都有明显提高，说明目前突破“胡焕庸线”的经济技术条件已有根本性的改善，而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这一条件还将取得更大的改观。（1）交通运输网络改善。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段时间内新疆的交通运输网络并没有明显改观。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疆的铁路和公路里程都有明显增加，尤其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央政策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大，新疆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一变化，缩短了新疆区域内部以及新疆同疆外区域的时间距离。（2）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信息化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一个地区同外界交流的主要媒介。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以长途自动交换机容量为衡量指标的新疆的信息化水平有明显提升，从2000年的10．75万路端增加到2013年的28．46万路端，十余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

从以上分析来看，无论是新疆地区自身的基础条件，还是以交通运输和信息化为代表的经济技术条件，相比“胡焕庸线”提出的年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善。而随着“一路一带”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新疆为代表的“胡焕庸线”外区域突破此线具有很大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在当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新疆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可能突破“胡焕庸线”的原则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口流动的自然选择机制；在经济技术加快改善的同时，通过政策外力推动人口往中西部地区的适度流动。

五、结论与启示

“胡焕庸线”从1935年提出至今，我国人口分布的自然地理格局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国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是由历史上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决定的，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分布格局的相对制约、相互影响日益显现，使我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产生了不协调。如果人口分布不合理格局得不到适时改变，将会降低人口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影响我国区域间的相对均衡甚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人口空间迁移的经济技术条件，包括农业机械化、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化等因素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条件为推动我国西北和东南地区的人口跨区域流动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和更为便捷的空间通道。此外，我国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宏观政策战略对“胡焕庸线”的突破也提供了重要动力。随着我国农业人口向城镇迁移、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影响人口分布的关键因素可能正在面临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从而会促使我国人口在区域间的分布格局发生改变。新型城镇化战略既是“胡焕庸线”可能突破的重要动力，也是如何突破的重要路径。在推进思路上，应当针对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契合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实现我国区域间均衡、平稳、可持续性发展；同时，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能动性。

首先，积极搭建人口流动通道，逐步实现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的均衡。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等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营造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当地城镇地区转移的机制平台。由于自然环境等客观条件的约束，现阶段使西部地区吸收大量区外移民是不现实的，但西北地区以农业开发为基础，适当提高当地的城镇化率是应该能做到的。同时，利用西部开发的契机，如在资源性项目开发时适当争取导入相应人口，则是值得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其次，加大产业发展力度，逐步实现产业在区域上的均衡。应当促进西部地区承接东南部产业转移，提升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和核心竞争力，不断缩小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发展差距。西部地区可以通过城镇化建设来引领新型工业化、促进农牧业现代化和推动信息化建设进程。在产业布局上，可以参照国际上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如美国拉斯维加斯城市在1940年人口才8 000多人，虽然处于封闭的地理位置，但随着政府支持和当地产业的开发（以旅游、度假产业为主），2020年人口已经达到200万。我国西部地区可以根据当地丰富的资源，有选择地吸引各类生产要素的汇集流动，从而在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的同时带动整个国家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再次，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逐步实现区域宜居水平的平衡。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人口合理分布、有序流动的基础是人口要素与其他资源要素合理配置，而公共服务是人们享受各种资源的重要保障。我国目前对人口流动群体的服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存在着严重脱节现象。由于公共服务的不均等，相当一部分群体无法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待遇，往往过着候鸟式生活，他们在城市很难实现稳定就业和长期居住，人口分布格局非常不稳定。社会政策的不断完善实施，将会使这部分群体的人口迁移方式发生变化。因此如何实现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对我国人口布局的稳定性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显得极其重要。目前我国已经在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做了大量推进工作，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逐步实现将有助于整个社会在各地区之间宜居水平的均衡，这会使我国人口分布格局在合理化的基础上更具有稳定性。

当然，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立，如何将突破“胡焕庸线”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不仅将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助力，而且也是对胡焕庸先生最好的纪念和学术上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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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李克强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问“胡焕庸线”怎么破？》，人民网2014年11月28日。

[2]所谓“点子法”，指一个点子代表1万人。如当时中国人口有47 000万，要在图上一共点出47 000个点子，每个点子要点在地图相应的位置上。

[3]李培林：《新型城镇化与突破“胡焕庸线”》，《人民日报》2015年1月8日。

[4]考虑到家庭人均粮食出售量往往是家庭在考虑自身粮食消费之后出售的粮食产量，更能体现出家庭人口在满足自给自足后，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潜力，故本文未采用常规的粮食总产量、耕地面积等数据。

[5]详见2014年9月16日李克强总理在其主持召开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6]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部分整理得到。

[7]这里提到的统计年鉴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下同。

[8]参见《新疆城镇化率44．5%驶入快车道》，人民网2014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