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的地理格局

随着中国被迫开放，各地区发展对外贸易的不同优劣势逐步显现，他们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出现了升降变化。与此同时，列强各国国际竞争力的动态变化，也决定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

(一)中国对外贸易重心转移到上海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高度集中于广州一口。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越来越多口岸的开放，对外贸易的地域格局也在发生着改变。五口开放后，对外贸易发展极其不均衡，除上海、广州港外，其余三口——厦门、福州及宁波的对外贸易并没有明显增长，正如马克思所言:“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转移到上海。”^[107]参见表1-11。

表1-11　上海和广州进出口贸易额

资料来源: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从表1-11中可见，19世纪40年代，广州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仍占据首位，1844年广州港贸易额达3340万美元，同时的上海港仅有480万美元。但此后广州港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缩减。另据记载，在出口贸易中，中国大宗出口商品生丝，1844年以前全部由广州出口，从1845年则开始转向上海，该年上海港出口生丝占全国生丝出口量已达48.7%，次年更激增至81%，到1854年生丝则全部由上海港出口。另一大宗出口商品——茶叶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1843年以前，中国茶叶出口全部集中于广州港，而从1844年开始，上海港的茶叶出口逐年增加。不过，广州港凭借传统优势，在1851年以前茶叶出口量仍高于上海港，该年上海港出口茶叶3 672万磅，而广州为4 220万磅。但到1852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上升至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1.8%，一举超过了广州。^[108]在进口贸易中，这一时期最大宗的合法进口商品——纺织品，大体在1852年上海港的进口量也超过了广州。在进出口总额上，据统计，到1852年广州港(1 640万美元)与上海港(1 600万美元)大体相当，广州只略微高一点。但到1853年上海港则大大超过了广州港，该年经上海进出口货物总值为1 720万美元，而广州港仅只1050万美元，^[109]上海自此跃升为中国第一大港。其他港口，如宁波在开放之初的1844年，贸易额尚有50万两，但因其地理位置与上海临近，五年后贸易额“尚不逮此数之十一”。浙江的丝、茶叶由宁波运至上海出口，据《浙江之平水茶》记载:“就平水当地业茶者言，在清嘉道间，平茶已有输出海外，当时由广东出口……迄自五口通商以后，平产出口现由宁波而趋上海矣。”^[110]由于浙江丝茶不经宁波而经由上海出口，以致一些英国人建议用宁波去交换其他口岸，但英国商务监督德庇时“表示他基于种种理由，并不赞同完全放弃宁波。它仍然可以做一个所有贸易都操在中国人手里的‘外港’的典型例子，对主要市场——上海，起辅助作用。”^[111]福州也仅在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阻断通往上海和广州的运输前后才成为武夷红茶的出口港。而厦门则成为列强进行苦力贩运的主要口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又被迫开放了一大批新的通商口岸。到甲午战争前，中国共开口岸达34处，而上海第一大港的地位长期得以保持。据统计，1894年22个主要贸易港进口、出口总额分别为16 564万海关两、12 810万海关两，上海港在进口总额中即占58%，达9 666万海关两，在出口总额中即占46%，为5 842万海关两。

五口通商不到十年，曾被西方商人称为“永远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的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便被上海所取代，而上海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历久不衰，其原因主要在于上海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上海地处中国沿海的中心地带和中国最大内河长江的入海口，货物可方便地转口于沿海各口岸，进而辐射南北各地，通过长江上溯可达南通、南京、芜湖、汉口等地，由此连接中国最富庶的经济带——长江流域，这些地区不仅是出口商品的重要产区，而且也是中国消费水平全国领先的区域;而广州虽然有珠江水系与内地相连，但其辐射范围相对狭小，同时又有五岭横亘在广东与内地之间。对此西方人也有明确的认识，20世纪初，一位西方人曾说道:“上海是中国沿海对外贸易上最为重要的商港，因此吸引着国际方面很大的关注，我所熟悉的城市中，没有其他城市具有上海那样的优点”，“帆船从沿海各地开到上海来，不仅来自南方各省，而且还有从山东和北直隶来的。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帆船，从新加坡和马来群岛开来此地。上海内地运输的便利也是举世无双的。这个地区(指江南平原)既属长江流域，所以是一片广大的平原，有许多美丽的河流交错其间，而这些河流又被运河网连贯起来，有些运河很像自然河流，而另一些则是人工的伟大工程。由于此地地势平坦，潮水的涨落深及内地，这样就帮助了当地人民把出口货运至上海，或把进口货运往遥远的内地。”^[112]同时上海又邻近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货源——丝茶主产区(江、浙、鄂、闽);因而上海既是中国交通最便利的口岸，又是中国出口商品最大的供应中心，还是中国最具购买力的消费区域。随着上海港的崛起，租界首先在上海建立起来，外商云集，洋行林立，为对外贸易服务的各项事业得以建立并逐步完善，上海日益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环境最具优势的港口，从而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独领风骚上百年。

(二)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

自18世纪以来，英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就占据了首位，到19世纪30年代初期，英国占了中国对外贸易份额的80%左右，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种状况在五口通商时期没有显著的变化，1845年英国对华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6%。^[113]40年代末的上海，进口货物额的80.6%来自英国，出口货物额的82%也是输往英国，^[114]英国商人除控制中英间的直接贸易外，还从事经由英国伦敦的中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转口贸易，因而这一时期英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此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更多的列强加入到对中国市场的争夺，英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逐步下降。1868年英国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降至70%。1888年，英对华直接贸易(不包括香港转口)占贸易总额的1/4。

位居中国对外贸易第二位的国家是美国，美中贸易开始时间虽晚，但增势强劲。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其工业制成品开始向海外输出，到1842年美国便结束了靠贩运别国商品来华的历史，该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为144万美元，^[115]到1945年达到227万美元。此外，在中国对外贸易运输上，美国占据了绝对优势。一方面，19世纪40年代前后，美国制造的飞剪船由于其航速快，载货量多，受到了各国进出口商的青睐;另一方面，19世纪50年代初的克里米亚战争征用了大量欧洲商船，美国商船趁机进一步加强了对中西航运的垄断，^[116]使其对华贸易加速发展，从1845—1860年美国对华出口增加了近3倍，而同期英国对华贸易只增加了1倍多。^[117]

除英美两国外，其他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都微乎其微，如1845年英美以外的所有国家合计仅占中国进口贸易的7%、出口贸易的5%。^[118]这一时期，一些老牌殖民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急剧衰落，甚至暂时退出对华贸易。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规模也极小，唯一有所发展的是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开放了陆路贸易，中俄贸易渐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