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

有测算认为，中国每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5万多亿的内需。如果未来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可以拉动50万亿内需，相当于再造一个目前的GDP。

事实上，新型城镇化蕴含着深层利益结构调整，不仅仅是土地征地补偿，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也是争论焦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新型城镇化巨大的资金需求从哪里获取？

由于资金需求巨大，仅以地方财政投资显然难以完成。以往的城镇化发展中，地方政府并没有建立适应城镇化资金需求的多元化融资机制，融资方式仍以银行贷款为主，不仅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而且最终还款来源还是土地收入。

对城市来讲，土地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运转的资金来源。土地补偿金方式暂时无法被取代。此外，发地方债、贷款、开辟多种融资渠道，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几乎所有债务都是以土地的预期收益作为还款条件，地方政府还得去卖土地，这就是制度惯性。只有解决地方政府还款预期到底来自哪里的问题，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才会下降。

新型城镇化如果不能有一个新型的资金供给模式，那么中国未来的城市和城镇不仅可能会出现大量城市贫困人口，还会使城市病更加严重，并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降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丧失城镇化的本来含义。

秦　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源基本分三个部分：财政收入、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财政包括地方财政、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地方的税外收入，也就是“土地收入”，现在总的大概占市政公用设施投资的40%，其中一大半可能是来自“土地财政”。另外60%里大概有30%左右是银行贷款，还有30%左右是企业投资，比如城市的供水、供气，甚至有一些公共交通，还有北方地区的供热、供暖、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等，还有一些是企业投资，大概格局是这样一个情况。

城市建设本身的投资应该是政府主导。政府收税就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城市运行的一个基础条件。现在政府的税收收入显然是不足的，很多地方政府就是“吃饭财政”，没有建设资金，怎么办？现在各地方政府想的办法就是土地出让，通过土地出让来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批评地方政府，说土地财政不对，有很多的弊病，抬高了房价，剥夺了农民的土地，等等。但是地方政府本身也面临着事权和财权不统一的问题。他有大量的建设事务，要保障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的提供、设施运行的基本条件，要实现当地市民的一些基本保障、公共服务、文化教育、医疗等等，财源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财政体制是中央拿“大头”，地方留“小头”，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破题解决了。

地方政府的难言之隐，一个是由我国财税体制不完全合理造成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全世界的地方政府都有土地财政，不光是中国，但他们的土地财政来自于每年征收的房产税，其本质就是在土地上征收的，而中国政府的土地财政主要来自新增转让土地，是这种一次性的，而不是每年的财产税。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批评政府的土地财政，一方面要解决财税体制不合理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把这种一次性的土地财政转变成常规的、每年征收的财产税，这样就可以保证地方政府的一个稳定资金来源。

第二部分就是贷款，30%的地方政府建设资金是来自银行贷款的。这种负债建设对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特别有必要的。因为基础设施运行有一个特点，就是必须一次投资完成才是有效的。但是中国的制度原因使我们缺少一个长期负债的资金渠道，如此说世界各个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快的时候所采用的地方政府的市政债券。市政债券可以滚动发行，在发行开始的时候，前几年基础设施需要建的时候，他发的债券都用来建基础设施了。

银行贷款有很大的弊端，最主要的就是期限短，一般一两年就要偿还。可是基础设施一两年还没有产生效益呢，这时政府只好想别的办法，比如卖地偿还，等等。所以才说改革是下一步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们一定要在财税体制上有所突破。

此外，城市的公用设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理论上都应该由政府来投资，但是也应该发挥企业投资的效益优势。企业是有效率的，政府是没有效率的，所以调动企业来参与，特别是对一些准公共基础设施，比如可以收费的一些项目，城市的自来水、污水处理、供热，甚至有些公共交通都是可以收费的，这些基础设施完全可以由企业来参与，来提供，从而大大减轻政府财政投入压力。而政府只需要做好监管，保证企业提供的服务可以满足市民需要。

城镇化和城市房地产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农民工进城就推动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这么一个简单的关系，而是，在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买不起、租不起大城市的房子，但是挣钱后可以回到家乡的小城镇买一套房子，在那里定居，然后中小城镇有能力的人到省里的地级市去定居，地级市有能力的人到省会城市定居，全国各省会有能力的人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定居，两者的关系是这样一个循环。虽说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工进城，但实际上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是城市结构的变化。大、中、小城市人口在涌动，城市不断变大，大城市越来越大，中小城市变成大城市，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很大。

潘向东：假如未来城镇化缺资金，其实有一个渠道，就是进一步扩大债券市场。因为地方融资平台这一块，有些是地方政府必须做的，可以不去考虑现金流和收入，但是作为地方融资平台是要考虑现金流和回报的。现在很多人都在质疑地方融资平台，但是在市政债券还不成熟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发市政债券几乎是没有约束的，这样只会引来更多麻烦。所以现在融资平台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此外，假如在市政开发的过程中，银行贷款有了一些负担，要还债，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些负债市场化，来进一步扩充，弥补资金的不足。这主要针对的是粗放式的城镇化。但是当下是新的城镇化，是城市消费和服务业的发展，所以这一块就需要民间资本的参与了，包括教育、医疗这些方面，都应该把这些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可以说，服务业的逐步提升为民间资本带来的投资机会是巨大的。

开始提到城镇化过程的时候，与建筑业相关的，包括水泥等一些周期性行业的发展都得到了一个表现。下一步资本市场会深一步挖掘，土地流转以及服务业的发展这些方面肯定都会体现出来。现在开始的城镇化还没体现到“新”，下一步肯定资本市场会朝向“新”的方向。

张占斌：城镇化的资金，如果集合政策做得好，随着制度的改进和创新，可能会释放出改革红利。过去有人认为土地财政也是土地红利，现在这种说法可能不行了，但是据我估计，这种土地财政可能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在新型城镇化下必须对它进行适当调整和约束，同时要在其他领域探索更多的资金来源。

引进大量民间资本，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方向。政府的很多公共事业、公共服务业可以通过市场化来解决。由政府制定标准，实行公共服务的外包，这方面国际上有很多经验，而我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改进。

城镇化和房地产市场发展之间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对此，政府也在做一些保障性住房。市场保障和政府保障并行，对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另外，城镇化的发展，随着人口增加可能会带来更多消费，包括道路拓宽、管网建设等，也会因此促进服务业和工业化的发展。而且服务业和服务业之间会创造出很大需求，同时带来很多投资机会。此外，信息化，包括农业现代化，都能带来很多的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