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1926年7月1日—），出生于纽约市，1944年进入康奈尔大学，1948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60年在那里得到硕士学位。1963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福格尔的研究领域是：北美死亡率的经济解释，营养、劳动福利、劳动生产力的长期变化，对美国经济增长进行长期观察，对两代人不同的家庭行为数据的分析。他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及数量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从而刷新了经济史的研究，并因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术创新及主要贡献
1964年，福格尔的《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史学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计量学”或“新定量经济史学”的诞生。在这本书中，他对铁路产业强有力地推动了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发展的传统观点进行了质疑。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分析与铁路有关的原料产业，尤其是钢铁产业之间的关系，福格尔发现，由于美国铁路建设主要利用回收的废旧金属和从英国进口的金属，因此美国铁路产业对钢铁业的带动不大，而且美国仅有10%的行业与本土的铁矿开采、冶炼有关。因此，铁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似先前人们所相信的那么大。通过对其他运输业的分析，福格尔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
在围绕“新经济”史学的兴起而展开的激烈讨论中，福格尔坚定地维护《美国经济史新释》和《“科学”史学与传统史学》中明确制定的方法。不仅如此，对于19世纪美国铁路的经济影响，福格尔推翻了不少过去的结论，并与英格曼齐心协力，重新考察了美国奴隶制经济学。
1974年，他与英格曼合著了《苦难的时代：美国黑奴制经济学》，进一步对传统经济学史有关黑奴制的观点提出质疑。通过对美国历史上南方各种黑奴制度严谨的分析，福格尔否定了关于黑人奴隶制在经济上一无是处的观点，并指出南北战争前南方的黑奴制比北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他说：“若非战争或其他政治因素的干预，至少单单在经济上不会有使奴隶制消亡的原因。”他同时还否定了关于黑人奴隶懒惰、缺乏上进心、不具有生产力的说法。他号召人们正视黑奴经济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福格尔的书在社会上迅速掀起了一场关于奴隶制度的大争论，并且引发了人们对黑奴制一些伦理问题的反思。此后，福格尔在他的另一些文章中，通过新的数据和分析对他的这一观点加以完善。而《苦难的时代：美国黑奴制经济学》要算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史方面出版的一本争议最大的书。康拉德（A.H.Con rad）和迈耶尔（J.R.Meyer）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58年4月、10月号）上的那篇文章《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学》，最先与那种认为奴隶制是一种无效益、不赢利的生产方式的正统观点唱反调。福格尔和英格曼接受了这篇经典文章的观点，进而严厉抨击那些像种族主义者一样的死死维护正统观点的人，坚持认为奴隶制具有相当的效益，并且唯有像南北战争那样的超经济力量才可能导致它解体。他们的书已多次被译成别种文字。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这本书的各种评论文献就远远超过了原书本身。
有人认为福格尔对经济史的贡献仅仅是用挑衅的方式解释过去，这种看法也许是误解。从历史的档案中重新发掘各种有关资料，是福格尔大部分工作的中心内容。他把美国经济追溯到18世纪，重新建立了诸如这样一些变量的时间序列：生育率与死亡率、女性参与率、移民率、人口流动率以及储蓄率。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之所以把经济学奖授予福格尔，是为了表彰他在“运用现代统计方法来重新考察以往的经济是如何发展的”这一领域内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福格尔为首的一批经济史学家们遵循的研究方法或范式与众不同，近乎“离经叛道”。他们彻底抛弃了传统史学的“历史不能假设”这一金科玉律，高高举起了“反事实假设”的旗帜。福格尔开创了一套崭新的，融现代统计技术、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于一体的方法，即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计量史学。由福格尔开创的计量经济史学同以往的计量方法论有很大的区别，它不是将自己的任务局限于简单地收集、分类与整理原始数据，而是在大量地借助于经济理论和数学模型的前提下，根据历史残存的零星数据来重新描绘或编织经济结构与经济过程的历史面貌。在《作为社会科学之工具的数学模型》（1980）一书中，福格尔曾经形象地比喻说，计量经济史学家在这一点上与力图根据化石碎片和生物学理论去复原史前动物的古生物学家十分类似。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福格尔发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且将各种原始数据重新组合成符合经济学定义的数据；通过使用数学工具，福格尔建立起了表达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函数式，并且将得到的新数据代入其中进行检验，导出结论。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某项政策、制度或技术进步等对整个历史进程的“纯”影响究竟有多大？要想解答这类问题，就需要计算出实际的产出水平与没有“它”时所能够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异；而要想准确且相对客观地计算出这一差异，就必须拥有一个明确的、可检验的表现该经济特征的数学函数模型。由于现实中并不存在没有“它”时的数据，因此，模型只能是非现实的、模拟性的或想象出来的。这恐怕就是福格尔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基本逻辑所在。
同几乎所有的新观点一样，计量史学也遭到形形色色的批判或抨击，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对反事实命题的运用。有人这样说道，历史不会重复，在根本就不曾存在，并且将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假定上做文章，得到的不可能是历史，而是“伪历史”“虚构史”，至多是“准历史”，由于反事实假定性陈述不可能被事实检验，因此这种研究应该被排除在科学的范围之外。应该说这类批判是言之有理的，但福格尔对此所做的反驳似乎显得更强有力一些：“反事实的假定性陈述是历史学家论述中的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特征”。换言之，当人们对某一事件、某项政策、某个人物或某种制度安排进行论述和评点时，无论是褒是贬，人们内心深处的潜台词恐怕大都是这样的：“要是那样就太好（糟）了。”从本质上讲这恰恰就是在给出反事实假定。另外，在使理论具有可检验性方面，福格尔应该说是尽了力的。
重要论著
《联邦太平洋铁路》（1960）；
《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计量史文集》（1964）；
《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与英格曼等合著，1971）；
《苦难的时代：美国黑奴制经济学》（与英格曼等合著，1974）；
《“科学”史学与传统史学》（与埃尔顿合著，1974）；
《通向过去之路》（与埃尔顿合著，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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