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运用微观数据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总体情况、确切程度、内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代际收入流动性与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差距和机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以公共教育为核心的公共政策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建议。和现有文献相比，本书的创新和贡献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本书从测量、机制、影响和政策等方面全面梳理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经济学研究框架，并结合中国数据，对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自Becker and Tomes（1979）起，经济学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历史已经超过了30年，在此期间，《劳动经济学手册》分别在1999年和2011年专列章节对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但是，其中只涉及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量和机制分析，忽略了其在效率和公平方面的含义，以及其与公共教育等政策的关系，而本书则通过纳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和政策分析，给出了更全面和细致的分析框架。
（2）本书运用微观数据，从工资性收入的视角，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整体趋势、群体差异和确切程度进行了全面分析与测算。最近几年虽有这方面的类似研究，但是，这些探讨还未取得一致结论，在数据处理的严谨性、收入定义的明确性等方面还都存在诸多问题。本书则选取了目前公开可得的中国微观数据中最为一致的工资性收入作为统计口径，并从年龄、工作状况等多个方面对样本进行了细致筛选。在此基础上，本书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时间趋势和群体差异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在详细证明导致代际收入弹性估计误差的原因和性质的基础上，对不同假设下的估计偏误进行了直接的模拟测算。这对于明确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总体情况和确切程度有重要意义。
（3）本书采用中间变量法，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的角度探讨了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机制，并特别强调了引导人们对子代福利进行合理投资的重要性；同时，还通过对兄妹收入相关性和养父子收入相关性的简单计算，对基因和收入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初步分析。针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内在机制的分析还很少，而且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人力资本和职业的作用，本书则结合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情况，证明在人力资本之外，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也是影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中间变量，而这可能带来对子代福利的投资扭曲，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虽然样本量限制使得对兄妹收入相关性和养父子收入相关性的测算只能是初步分析，但这对于打开我国代际收入相关性的黑匣子也有重要意义。
（4）本书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效率影响和公平意义，及其与公共教育等政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统计计量检验，并基于此提出了提高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建议。目前针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与政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采用理论模型的分析方法，但由于在前提假设、分析方法和侧重点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些研究目前还较为零散，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本书则对这些理论模型的内在线索和逻辑进行了梳理，同时运用国际截面数据和中国省级混合截面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代际收入流动性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和公共教育等政策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检验，并提出了提高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建议。
注 释：
1 根据Maddison（2001）和Gregory Clark（2007）等的测算，世界经济在公元1000年之前基本处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状态；公元1000年到1820年，人均GDP的增长率只有0．05%；而从1820年到1998年，这一增长率达到了1．21%，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某些时间段内甚至接近和超过了10%。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人均GDP的增长率基本维持在3%以上，但是自2008年开始的信贷危机和当前的政府债务危机等问题仍使得世界经济的发展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拙作即将定稿之时（2011年9月），IMF刚刚调低了其在2011年6月份作出的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4．5%的预期，把其降为了4%。
2 最早对种族划分进行科学性尝试的是François Bernier在1684年出版的《基于地球上居住的不同的物种或种族的新的地球划分法》一书，之后，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目前最常见的分类法是由美国人类学家Carleton S．Coon提出的五分类法，即：刚果人种（黑色人种）、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蒙古人种（黄色人种）、澳大利亚人种（棕色人种）和开普敦人种。
3 一般认为，“人力资本”的概念由A．W．Lewis（1954）首次提出，随后经芝加哥学派Mincer（1958）和Becker（1964）等的阐释而走向成熟，T．W．Schultz和A．C．Pigou等学者也对这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已成为共识。
4 “正义”一词在不同的时期和学派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Plato在其《理想国》中把正义阐释为国家和个人各司其职的和谐，John Locke认为正义是如同牛顿第三定律一样的自然法则，而John Stuart Mill等功利主义者则在结果论的框架下理解正义，认为其本身并不具有真实的确切含义，不过是能够取得最好结果的代名词。在西方文化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正义都和命运、神圣上帝等联系在一起，而从契约、公平等分配意义上来解释正义则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而其主要倡导者就是《正义论》的作者John Rawls。
5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指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后，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很难进一步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诸多国家都存在这一问题。而2010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 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于是，对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开始受到关注。
6 就211本科院校毕业生而言，按农民和农民工子代、管理者子代的顺序排列，后同。基本结论对于非211本科院校毕业生、高职高专毕业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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