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列宁在短短7年中不断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进行探索，除第二次是战争环境所迫外，其余几次经济体制与政策的变动都是他基于实践经验主动修正自己的认识。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列宁的思想不是僵化的，而是与时俱进的。他根据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经验教训，不断修正原有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设想与计划，不断提出新的改革措施。列宁确实不是“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的纲领”，而是“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他把理论“变为实践”，再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理论，“由实践给理论赋予活力”。“新经济政策”是在一系列应急对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列宁自1921年提出以后就以全部精力研究它的意义和内容，扩大它的实施范围;遗憾的是，由于实施时间不长，列宁当时又有病在身，直到列宁逝世以前，“新经济政策”及其相应的理论尚未完备。列宁在晚年虽然已经相当深刻地认识到商业和市场规律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他甚至宣布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但根本改变的仅仅是对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看法，而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革新原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不符合实际的理念，没有放弃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的目标，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只能以市场为基础，更没有形成明确的、稳定的包含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在当时的观念中，市场仍然是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计划和市场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可以结合，但最终还是要用计划来代替市场。
托洛斯基
列宁逝世后，他的继任者没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他的思想继续深化和发展下去，“新经济政策”内在的指令性计划与市场机制的矛盾也就没有机会解决，不少人并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把它看作是克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应急措施和权宜之计，是向资本主义的倒退。如有的老布尔什维克抱怨在经济中已没有留下什么“社会主义因素了”。托洛斯基在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更尖锐地提出问题:“‘新经济政策’把我们引向何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自己的答复是:“引向资本主义，如果我们让‘新经济政策’延续太长的时间的话”[1]。
因此，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在联共党内高层就发生了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争论，而且理论争论和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争论不是在一种平等的、互补的、实事求是的气氛中进行，采取的方法又是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即使意见合理也只能被扼杀并遭到打击和迫害，“新经济政策”就在这样的专制环境下被最终废弃了。列宁艰苦地探索，实事求是地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认识，而且公开地勇敢地承认错误，平等地与论战对手辩论，在短短的7年中，经过五次修正，已经接近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客观性，认识到国营企业要提高效益必须参与市场的竞争，认识到农民必须保留生产资料私有权，通过被“鄙视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来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可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探索成果，在他逝世之后，随着“新经济政策”被废弃也就半途而废了。
此后的60多年是一段历史的弯路，理论的探索被政治斗争绑架是造成历史弯路的根源。“新经济政策”被废弃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第一个沉痛的教训。
【注释】
[1]热若尔·罗兰:《转型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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