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产权制度的整合结构与现实建构

6．4．1多元产权形式整合并存的新型产权制度

劳动股权是产权制度进化涌现的新特征、新形式，但不能完全替代传统产权形式。劳动股权也有其局限，例如难以调和企业、行业间冲突，资本的聚集流动需依托传统产权形式，等等。正如威尔伯(2009)［191］的AQAL模型所指出，每次演化进步都是全新的超越，但需整合原有深度，如果没有起码的整合水准，就会成为一种病态。新型产权制度结构，应是多元产权形式的整合。

基于劳动确立的产权，无疑只适用于劳动成果的范畴，这就决定必然存在不适用领域，最典型的是自然资源NR。传统产权形式基于笼统的“物”的概念，忽视了这种差别，由此掩盖了资源私人占有的问题。NR不是劳动的产物，私人占有没有任何理由。从渊源上说，对NR的占有源于动物领地意识——但也没有谁能长久占有;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对此相互尊重以减少冲突，并以制度形式确立，但这不能改变NR是社会共有甚至众生共有的本性。生产力较低下时，私人占有尚不至于对NR产生严重破坏。到了生产力长足发展、全球人口达七十亿的今天，私有制前提下的掠夺式经营导致了严重生态问题，挤占和侵害他人生存空间。即便缴纳资源税，也只是象征性装饰，有限补偿后掠夺式开发未必不符合其“利润最大化”。从人类整体和历史视角而言，重要的是高效、合理、可持续地利用NR。因此，必须坚持NR的共有本性，在人人有份的前提下进行有序的社会化开发。这就决定，NR的产权安排应是最大可能范围的无差别共有，当今时代只能是全民公有即国有形式。

对应对经济系统功能结构的不平等问题，国有形式也有重要意义。经济系统功能结构是指经济体系中各产业、企业和职业之间的互动共生依存结构。各主体间的依存度差别，决定其议价能力或经济权力的差别，价格、薪酬、利润等都是该条件下各主体动态博弈或协同的结果，强势主体可利用之获取超额利益，导致行业、职业间的不平等。越强势的行业，越不适合私有和小群体把持，虽可用税收、规制等方法抑制，但会有较高制度成本。此类行业应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为主导，将相应利益转化为社会共享或抑制暴利动因;当然，须构建劳动股权以优化其内部治理结构，这应该成为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私有产权等产权形式也都有其存在空间，由经济系统的适应性要求去选择并演化变迁，这也是尊重历史与现实、满足国际经济交往合作的要求。生产关系是否平等主要取决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二者直接结合的私有产权也是平等的，如个体经济，割裂程度越高则越不平等。T进步既会带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聚集，也可能让小规模联合甚至个体就能完成特定生产活动;正因为此，经济主体的规模分布呈SOC幂律特征，即随规模递减而数量非线性递增，存在大量的中小、小微主体。这些经济主体在竞争中生灭代谢，且业主往往与劳动者身份交混，不会导致严重的消费耗散不足问题。这种私有经济是必要构成，但达到一定规模后也应建立劳动股权，否则“资本癌变”会逐步显现。同时，要大力鼓励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等创新发展，建立并发挥劳动股权优势。建立劳动股权不是靠强制实现，而是通过完善制度，在市场经济自组织机制作用下自然演化变迁，当然可辅以政策推动。

6．4．2新型产权制度的现实建构:发展新型混合所有制、辅以税收等政策引导措施

作为新兴产权形式，劳动股权有个逐步接受和发展完善过程，其间还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者和顽固思想的掣肘。新型产权制度的现实建构，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推动。超越资本必须有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保证，我国的最大优势就是在此方面没有根本障碍。劳动股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纯粹形式，它与传统产权形式整合并存发展其实就是一种新型混合所有制，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解决国企改革问题提供一种新路子。当前的国企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又为加快劳动股权发展、建构新型产权制度提供了契机。

发展新型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不同性质的资本相互融合，对于优化配置、调整结构、搞活资本运营等具有重要意义。但很难说仅此就可改进国企治理，因为劳动者的主人地位仍未得到切实体现和保证。从现实看，大量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等本就是这种模式，公有与非公资本的股权结构变化也未必就能改进治理。这种混合还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国资民资的积极性问题、民资投资匹配能力问题、企业员工持股所涉公平问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等等(季晓南，2014)［31］。我们认为，混合所有制不仅有各类资本的交叉混合，更是资本股权与劳动股权的交融整合。发展这种新型混合所有制，既抓资本的优化配置，又积极推行劳动股权，更利于实现改革目标和顺利推进改革。劳动股权本就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由其替代员工持股模式，既能优化治理结构、形成利益共同体，又能克服许多敏感问题，完全有理由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加大探索力度、推动广泛实施。

国企改革创设劳动股权的具体实践，首先要明确劳动股权的边界，并应立足于“增量”，即使体现过去的劳动贡献也只能有限体现。根据产业属性，对强势领域限定公有股权最低比重及机动空间，其剩下的为劳动股权最高可能占比，企业在机动空间内可调整变动，劳动股权为逐步积累形成;对外经济交往则主要依托法人产权框架运行，受政府市场监管。竞争性行业，可不限定劳动股权占比。但“大而不能倒”、高度垄断、战略性等等类型的企业或行业须由国家代表人民控制或主导，要适度限定“内部人”劳动股权占比，重在服务社会和全民。其他垄断性、公益性行业可主要由国家控制资本股权，而企业治理则充分发挥劳动股权优势。经营管理可以资本股权或其代表主导、劳动股权参与，但后者要有充分监督权。微观上要搞活，以劳动股权为支撑，充分发挥内部人能动性，国有股权部分则侧重于社会责任取向;宏观上要有序，国家既要搞好“管资本”和组织建设，也要加强市场监管与调控。

为促进劳动股权的普遍发展，还应辅以税收等等政策引导措施。对各种投资者利益予以一以贯之的保护，保证资本积累“缘聚缘散”正常进行，同时改革税制:企业所得税据资本股权和劳动股权占比情况制定不同适用税率，对于限定占比的情况按比重换算后适用相应税级;对收入、财产实行超额累进征税，开征并健全遗产、赠与等税类，加大税率级差与力度，如此等等。这种税收政策的意义不仅是再分配调节，更重要的是抑制经济世袭制，促进劳动股权发展。此外，应区别或分化企业家或经理人与资本家的角色，既以薪酬税制限制高薪，又鼓励将传统的股权激励纳入劳动股权范畴，并对资本股权红利收入和劳动股权红利收入适用不同税率或税制。这里须跳出精英逻辑和狭隘人性假设，才可能冲破各种阻力。

这些变革措施可能带来阵痛，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出现资本逃逸、人才流失等现象，但总体来看这种冲击是有限和暂时的。资本必须要有其生存的市场空间，如果能提升N有更大市场，而外部空间受限，就没有其出逃空间。其实资本外流已现实存在^[23]，更说明需加快利于增进N的So改革，而对于一些顽固守旧资本，本也不能抱有过高期望。这是历史性的选择，要么前进，要么陷入资本主义泥沼。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好改革节奏，使其欲罢不能，只能融入到这一历史进程中去。并且，大规模逃逸本身也存在困难，这与浮盈变现类似;即使变现出走也难有合适价位，且生产力主要还是留在国内，而我国大量的国有资本可保基本盘的稳定。不过这时可能产生99度温水问题，需有相应财务资源注入，那么可以通过内部劳动者集资、国有资本进入等等办法来解决。随着劳动股权优势逐步显现，当资本感受并分享到此中利益，便可能产生相应自觉，从而出现更畅顺的制度变迁。另一方面，国际范畴税制合作也是各国的共性要求，否则他们自身的问题无法解决。至于人才，本来就是一种流动性因素，优势的制度更能内生脱颖而出的机制，调动劳动大众的激情。真正的精英也未必是物欲横流者，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精英逻辑不过是贪婪者、食利者的借口，从长期看这种所谓精英的破坏性往往更甚于正效用，这也正是发生各类“癌变”的根源。总之，必须有高度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才能突破各种冲突和干扰，坚定地推进产权制度变革，从而逐步建立更加完备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