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与均衡实现机制

5．1．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三个重要内容与辩证观点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个博大的体系，仅从对经济危机成因的解释来看，最重要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这是其经济危机理论的重要支柱;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理论;三是社会再生产必须按比例进行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无政府状态经济的基本观点。这三方面存在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前两者。

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必然趋向提高，存在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资本家通过提高工人生产率来增进自身竞争力，生产资料投资(不变资本C)的增长总体必将快于对劳动力投资(可变资本V，利润源泉)增长即“资本有机构成”趋向提高，从而对利润与投资的比率(利润率)产生一个向下的压力;更高生产率有利于个别资本家获取超额利润，却使经济作为整体生产单位商品所需的平均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下降，这种劳动量决定最终价格，从而在总量层面导致利润率下降。“这两种运动不仅同时并进，而且互为条件，是表现同一个规律的两种现象。但是，他们对利润率起着相反的影响”^[2]。这个内在矛盾不断展开、激化、衍生并表现为不同的矛盾: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和实现条件的矛盾、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以及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的矛盾。随着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这些矛盾不断尖锐化，最终引发经济危机。

马克思深刻揭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力求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4]。消费不足论继承于这一思想，如保罗·斯威齐的“剩余增长规律”^[5]、阿兰·比尔的“价值实现危机说”^[6]等。

马克思基于其再生产理论的模型，推出实现经济均衡增长(扩大再生产)所必须满足的一系列条件。在理论上这种平衡是可能的，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存在什么机制使得两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满足相应的比例始终成立，“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会“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7]。比例失调论者继承了该观点，认为在现实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这种平衡随时可能被打破，由比例失调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无时不在。

马克思又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认为危机既具有破坏性，也具有建设性。经济危机作为矛盾的暴力解决，使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为生产力新发展扫清道路:一方面，经济危机促成了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危机中大量企业倒闭，而有实力的企业却可以利用这一时期重新装备企业、改进技术，以降低成本，取得竞争优势;这就促成了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向新的更高水平发展打下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当危机发生后，由于商品大量过剩，商品价格暴跌，促使大批企业倒闭，社会生产规模急剧缩小;经过一段时间，随着过剩商品的破坏、浪费和减价卖出，再加之企业大量倒闭，商品供应量大幅减少，供求关系趋向平衡、价格逐步回升，大量企业重新组织生产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

马克思还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8];信用不是危机的根源，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9]。

5．1．2经济均衡实现机制的世纪论战与被切割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三大重要内容中，除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之外，其他两部分内容都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交集。马克思的“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同斯密的“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并无本质不同，从而这也成为经济学各学派的共识。凯恩斯的需求不足论沿袭于此，不过他认为“看得见的手”可以熨平经济波动、防范出现经济危机。从而，问题便回归到能否和如何实现均衡，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也成为解释危机的中心词，并产生了计划与市场的经济均衡实现机制的世纪之争。

其实，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第一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管理的思想，他1902—1903年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提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由它来制定和执行国家的经济计划，认为“在理论上”可以取得与市场均衡力量所导致的结果完全相同的效果。巴罗内发展了他的观点，肯定地论证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全部经济资源为公共所有，整个国家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的可行性。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1920年发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计算》否定帕累托、巴罗内的观点，由此引发著名的“30年代大论战”。

美国的泰勒1929年撰文批判米塞斯的观点，提出可以通过“试错法”来解决中央计划机构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1935年罗宾斯提出，计划管理的设想即使在理论上是可能成立的，在实际上却是不可行的。1936—1937年兰格论证用“试错法”即“模拟市场”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确信这样可以达到和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同样好的效果^[10]。1944年哈耶克(1997)［132］的《通往奴役之路》集中批判中央计划经济，认为它“限制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对于充分灵活地满足丰富和多变的社会需求来说，集中决策必然是低效率的”;其结论是“只有通过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才有可能充分利用分散于个人和企业的知识和信息”;哈耶克(1997)［131］的“自发秩序”概念，也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经典。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一度让人似乎得出了答案，并有了福山(1998)［133］的历史的终结论。然而，中国和东欧不同的转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成效反差，意味着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带来重新发现马克思和反思资本主义的思潮，并且当下正在围绕着政府和市场、公有和私有等议题，发生着新的大论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一度主要是走向“苏联范式”，着重强调所有制和解决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问题，并在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无差别共有的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和计划体制。如果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是不成立的，那么这种经济制度就可以比较彻底地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问题，从而也就能全面超越。然而，历史经验事实表明，这种经济制度有其自身优势但仍是不完备的:它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更强的赶超能力，并去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呈现条件;然而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却逐步呈现出一种僵化锁死状态，这与Harman(2007)［76］指出的当代条件下资本主义进入长期萧条和慢性死亡阶段，非常的类似。

纵观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上述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往往都忽视了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甚至是将其抽取掉，从而使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增长理论也就被割裂了。马克思高度重视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将其视为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最重要贡献之一，称该规律“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11]。或许忽视规律正是无尽纷争的根源，局限于事物相对表相层面的讨论，或是不能全面、系统、深达本质地认识问题。造成这种忽视和割裂的原因，不仅在于非马经济学对该规律的批判，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对规律的认识也有分歧，即使坚持和承认规律的，既有的解释也仍存在着局限。

5．1．3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既有理论解释的局限性分析

经济学对制度问题的讨论大多从经济进化角度展开，将经济均衡与根本制度问题相联系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获得了包括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广泛认同，但对于其危机理论却存在严重分歧。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其他许多逻辑同主流经济学体系相通，唯有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爆发和该制度形式的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该规律是否成立，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及制度理论是否成立。

对于规律争议，哈曼曾做过较系统讨论，他将主要的反驳观点概括为三类，即采取“资本密集”而非“劳动密集”无必然性、可增加“剥削率”以及所谓“置盐定理”^[12]，并对此进行了再批判。如果不考虑经济系统本身的发展，哈曼的批判基本成立:生产率提高必然与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劳动密集”不代表这种历史性趋向;“剥削率”增长总有其限度，资本积累却不断攀涨;“置盐定理”描述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是下一轮再生产的情况，就本轮生产而言仍是“资本家没有充足的利润率去弥补他们的投资”，如此不可逆循环。哈曼(2007)［76］还指出，当代条件下这一规律仍在发挥作用，只是表现出特殊形态，认为“马克思的规律应叫作‘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它的抵消趋势的规律’”，从而资本主义危机被延长，进入长期萧条和慢性死亡阶段。

本书发现，如果考虑经济系统的发展，则哈曼(2007)［76］的解释也未必充分，这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呈现形式及其抵消机制的作用机理关联，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利润源泉下降的逻辑仅是规律的抽象描述，规律的现实呈现则依托于“社会必要劳动”下降并转化为商品价格下降，但代谢竞争引致的抵消机制抑制这个过程。马克思的论证中假设同一个部门不同企业是同质的，这一点类似于代表者模型。孟捷、冯金华(2015)［207］最近基于暗默知识在工业生产中的大量存在，分析了部门内企业以各自产品性价比为前提的市场份额竞争即代谢竞争，从而提出“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由此解释企业间利润实现能力的相对持久的差异。无论是由于技术创新、传承暗默知识还是一些自然性、制度性因素等等，部分企业更具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利润实现能力上，相对持久的差异更是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即生存空间的关键。一些弱势企业，可能在竞争中被代谢淘汰，或部分资本被闲置。这样，价格下降的问题就转化成为了资本间的生存空间竞争，导致的是对落后资本的代谢淘汰，而生存下来的资本就可能未必利润下降。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讨论的其实就是这个过程，但他更强调平均“社会必要劳动”的下降而未注意差异的相对持久存在，也就未过多考虑这种日常性代谢的“出清”。假若这种代谢竞争“出清”足够强劲，那么经济系统就存在内生的危机抑制机制，就有可能由此抵消危机的必然性。更重要的是，代谢是一种经常性存在，是任何“活”的复杂系统都存在的现象，不能将此归因于制度缺陷。

其次，代谢竞争不仅发生在部门内而且存在于产业之间，这也正是经济系统产业结构变迁与技术进步的实际过程，在不断“出清”落后资本的同时，又拓展出新的发展空间。正如代谢增长论揭示，在技术进步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技术小波推进总量增长，新技术带来新的增长空间(陈平，2014)［104］。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过剩资本与过剩劳动力并存，没有理由认为，资本会循此模式固守于既有领域，而不是积极地去探索开创新的发展空间。如果这种新空间能够被不断地发掘，那么过剩部分就有了被吸纳的空间，从而解决斯威齐的“剩余吸纳”难题。也就是说，存在新增的资本差异化生存的空间，只要这种空间总能及时地涌现，则“价值社会实现”问题即市场规模制约或需求不足问题等等总体上也可能不再成为制约——因为转入新领域的新增投资及其派生的需求会弥补相应缺口，萨伊定律有了成立的可能。这当然不是事实，但必须给出相应理论解释。

再者，当代经济中服务业蓬勃发展的经济转型，直接冲击“资本有机构成”趋向提高的逻辑。马克思认为，生产性劳动是通过扩大生产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而非生产性劳动不是扩大生产，只是简单的分配、保护或浪费已有产出。但马克思并不是从物质生产和服务的角度来划分生产与非生产劳动的，某些活动从概念角度看是“服务”，却可以为世界增加真正的财富——不仅包括直接的生产性服务如运输，能提高人们生活水准并产生资本利润的领域如电影制作，也都是生产性的。随着劳动生产率提升，物质生产领域所需劳动力趋降，这就必须解决富余劳动力问题，否则消费能力萎缩会倒逼出生产过剩问题。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正是由于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率提升，从而释放出大量劳动力，由此为丰富和提高人们生活品质提供了可能，从而推进劳动力再生产质量的提升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服务业崛起并强势发展，无论从经济总量占比还是从就业占比看，一些发达经济体的第三产业都已占据主体(造成产业空心化则过犹不及)，这实际上代表着经济系统本身的一种历史性发展趋向。就这样，经济转型改变着资本的运用方式——服务业总体上无疑更具“劳动密集”特征，虽然要进行一定的固定资产投资并往往需要相应基础设施的支撑，但在此基础上的运营主要是变动V(人力资本)而非C，人力资本往往成为投资增量主要构成。从经济系统整体看，这种转型实质是系统的一种适应性调整或进化变迁，由此内生了一种对“资本有机构成”趋向提高的反向作用或适应机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规律的传统解释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