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范式的发展与整合转换问题

3．1．1主流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及其缺陷

经济学范式自创始以来就不是真正自洽的，很难想象《国富论》的理性僵尸和《道德情操论》的伦理人同出于斯密笔下，这也反映了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力。启蒙运动以来，在“理性”光辉的照耀下，人类取得了巨大成就，“理性”逐渐化为人类意识的代名词。与此同时，牛顿经典力学下的均衡原理一度被认为是自然的至高法则。在经济学领域，尤其是自马歇尔纳入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的相关思想，于1890年创立新古典经济学以来，在瓦尔拉斯范式的数学优美中，经边际革命的洗礼，“理性”和“均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神坛与根基。

经济学也从不缺乏对非理性的阐释(张雄，1996)［143］，早期有马尔萨斯的“非理性情欲”、帕累托的“非逻辑行为”、凡勃仑的“本能、习惯”等等，近当代的贝克尔、西蒙、霍奇逊、莱宾斯坦、卡尼曼、史密斯、泰勒等等对非理性问题做了更深入研究，有力质疑了理性假设。另一方面，瓦尔拉斯范式的“均衡”框架以微积分为主要数学手段，但1889年庞加莱证明，即使只三个成员的系统都是不可积分的系统。现实中，经济从来不是极度简约的二体问题。主流范式的问题本质，诚如何梦笔(2004)［144］指出:工具主义的方法论是现代经济学隐含的方法论主张，但现代经济学并没有提出任何本体论主张，也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的理论说明;缺失本体论主张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工具主义方法论掩护下，在理论和现实之间插入计量经济学，新古典模型只是为计量经济学的工具服务。

这一切使得主流经济学必须对范式进行“修补”，博弈论的应用正是此类自我救赎。但主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博弈论转向却深化了自我佯谬，例如最后通牒博弈实验(Blount，1995［145］; Henrichetal，2001［146］;Gintis，2003［147］)、公共品博弈实验(Fehr＆Schmidt，1999)［148］、劳动市场博弈实验(Fehretal，1997)［149］、偷袭者博弈(Falketal，2002)［150］等等，都对传统的偏好理论、风险理论、期望效用理论、价格理论和博弈理论“理性人”假设提出挑战(叶航、汪丁丁、贾拥民，2007)［151］。阿罗不可能定理，则动摇了福利经济学的基础。至此瓦尔拉斯范式的两大基点不再成立，已不得不从“修补”迈向超越。

3．1．2演化范式的超越式复兴与发展

范式的转变，实质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取自牛顿力学的均衡概念影响至深，把经济的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倾向于认为经济过程会自动收敛于均衡状态或围绕均衡状态上下波动。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基本打通从量子物理、热力学、化学、生物生态学直到社会科学等领域。由此也弄清了主流经济学在范式上的科学性问题，正如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家陈平(2014)［104］指出，均衡范式“不但违反了物理学的基本定律，而且缺乏史实方面的经验数据……根本问题是采用线性哈密顿形式经济的优化理论，它的前提是没有历史(不可逆性)和能量损耗的保守体系……经济体本质上是一个耗散系统”。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活”的有序系统(耗散结构)，个体行为、市场机制乃至政府行为、劳动分工、制度演化变迁等等，本质都是适应性要求下的自组织现象，体现着非线性随机动力学特征。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的提出，不仅为实现经济学的范式转换和创造性综合提供了丰富的哲学启示，而且也提供了许多有效工具。Nelson和Winte (1982)［95］将现代系统科学思想理论引入经济学领域，现代演化经济学诞生。

以金迪斯(Gintis)、鲍尔斯(Bowles)等为代表的桑塔菲学派，尝试从跨学科的视角(综合经济学与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脑科学、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等)寻找人类行为分析的统一起点，将演化行为和建构行为置于统一的研究框架中(Gintis，2000［152］，2007［153］;Bowles＆Gintis，2004［154］;金迪斯、鲍尔斯，2005［155］)。他们对人类本性中强互惠利他和趋社会性的揭示，突破了主流经济学“自私个体”假设，较好地阐释了合作秩序的生成和演变(金迪斯、鲍尔斯，2006)［156］。Gintis等(2003)［157］指出，所有动物行为都符合“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但“没有人愚蠢到竟然会认为蜘蛛和蚂蚁的行为也是理性的”。桑塔菲学派的小规模社会行为学实验找到了“趋社会性”具有人类学意义的证据(Henrichetal，2001)［146］。Fehr(2002)［158］等人的解释是假设生物个体存在“利他惩罚”行为自激励机制，后来他们通过PET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发现“利他惩罚”的神经学基础(Quervainetal，2004)［159］。为解释其演化机制，Hauertetal．(2007)［160］提出一种相生相克、循环往复的模型，但情境条件较为苛刻(Boyd＆Mathew，2007)［161］;Rand、Nowak等还证明，合作秩序同时需要惩罚机制和对“利他惩罚”者补偿的奖赏机制(Randetal，2009)［162］。叶航等提出比Nowak等人更具普适性的模型，并内生了“同情、正义”等道德因素(Yeetal，2011)［163］。

演化范式下的新研究，一方面以“趋社会性”或“强互惠性”等有力否定了简单的“经济人”假设，另一方面又证明了一种新形式的“理性”。如“双选提示博彩”实验(Platt＆Glimcher，1999)［164］、神经元编码和映射实验(Parker＆Newsome，1998)［165］等证明包括人在内的动物神经系统确实能够计算每种行为可能的满足度，选择行为显得似乎是“理性”的;斯库尔兹实验小组在上千次动物实验结论(Barracloughetal，1998［166］;Dorris＆Glimcher，2004［167］)，与穆斯的人类理性预期假设接近。Dorris和Glimcher(2003)［168］的实验证明猴子在博弈中能得到与人一样有效的混合策略均衡，在Glimcher(格莱姆齐，2010)［169］的野鸭实验中动物能在分组概率上完全符合纳什均衡的预测，呈现不确定行为中的确定性。这样，在演化范式下，与大卫·休谟完全不同的决定论形式建立起来。Glimcher还指出“笛卡尔……没有意识到不可确定的物质过程是可能存在的，反而提出了一个二元论的世界观”^[3]。

就这样，非主流学派从过去的质疑证伪均衡范式，逐步过渡到对“经济学的本体”^[4]问题的新探索，初步建构起了一种“演化”下的“混合策略”的新范式。这些重要的研究进展，不仅诠释了不解定行为下的内在确定性，内生了偏好、道德、制度等传统的外生变量，揭示了合作竞争、自利他利等等必须辩证综合的法则，更是标志着经济学逐步实现对牛顿—笛卡尔哲学观的真正超越。

3．1．3经济学的整合尝试与当前演化范式的待改进方面

演化经济学的跨学科性与开放性特征，利于整合、包容各学派思想，桑塔菲学派甚至从中看到社会科学走向统一的可能性(金迪斯、鲍尔斯，2005)［156］。孟捷(2006)［171］等认为，未来经济学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综合。但要实现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仅有哲学基础的转变又是不够的，还必须能提供有效的整合框架，多普菲(2004)［96］、波茨等就此做出过有益尝试。波茨(Potts，2000，2008)［173-173］认为:所有异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都是系统，可在系统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下通过“连接(connections)”这个关键性概念统一起来:系统是由要素和要素之间的连接两方面构成的，连接是要素之间的联系和交互作用;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是要素之间的连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则是要素，这是两者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波茨为经济学的整合指出了基本方向。

不过，如何表征这个演化的系统还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混合策略”与自由意识的问题，即“演化理性”和“建构理性”如何有效统一的问题;二是确定何种分析框架的问题，选择达尔文主义经典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框架，还是自组织理论框架。演化经济学传统上一般使用经典的达尔文主义“遗传、变异和选择”框架，但乌尔里希·维特(U．Witt)、福斯特(Foster，1997)［174］等人提出用自组织理论替代达尔文主义，认为“自组织理论为演化过程提供了一种抽象的和一般的描述”(Witt，1997)［175］。就科学的规范性而言，自组织理论比达尔文主义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意义，更符合范式的形式化要求。自组织理论内含“遗传”“变异”等因素，其对复杂系统在运离平衡态发生突变或相变的描述就表达了相应内容，并且通常以“路径依赖”等概念和逻辑来表现“遗传”范畴。至于“选择”概念，则是演化理性和建构理性的主要分野所在。由自组织理论直接导出的演化理性概念，最主要的便是所谓“混合策略”。显然，这种“演化”下的“混合策略”的新范式，未给自由意识、人的创造性等方面留下太多空间。

在“演化”的时空框架下的概率论形式的“混合策略”，接近于爱因斯坦与玻尔的“掷骰子”问题^[5]。而且，如果自由意识只是或然性行为^[6]，那么人类智慧的产物——思想理论，可以说也不过是一种更微妙形式的“掷骰子”(所谓信念学习也如此)。如果真是这样，就要考虑“演化”不仅有相对稳态也有分叉突变，假设“掷骰子”的或涨落太大了些，又会引起怎样的人类之痛呢?单纯的“演化”与“混合策略”范式，似乎带来一种奇特的不可知论和宿命论倾向。在这一点上，无疑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冲突的。贾后明(2014)［15］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制度的理解和对制度演进的研究方法都与演化经济学不同，前者的目标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而不是完善，后者难以替代前者。现有演化范式未充分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许正是二者方法与目标差异的根源。

在这里，反而是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某些交集，虽然二者在一些基础性观点上存在明显差异(杨虎涛，2010)［176］。奥地利学派奉行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的静态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其演化特征体现在对能动性、异质性、新奇和过程性的强调上，也体现在它对目的领域的探究上。奥地利学派突出地强调了人类心智活动的主观性质对新奇和人类创造力的重要性，这也是该学派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所提出的最重要的见解。但奥地利学派主流对主观主义的理解，又倾向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个人心智是不受他人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的(贾根良，2005)［177］。这样，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便成为唯心主义，无法理解人类意识或认知的演化本身，也不可能正确认识和诠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定性。如何将主观主义有效纳入演化框架，一直是范式发展的难题。

一些学者就此做出新的探索，如顾自安(2011)［178］提出一个人类理性参与制度演化的解释。他在哈贝马斯(1994)［179］的“主体间性”哲学基础上，将演化核心置于心智系统与社会系统交互层面，通过整合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和奥菲克(2004)［180］的“商业交换促进人类(脑)进化”思想，提出从“无意识演化”向“有意识演化”转化的观点。但遗憾的是，该研究的基础之一——奥菲克的观点似乎有些因果颠倒，尤其是从生物进化史看，这影响了理论的说服力和解释深度。

在调和二元理性的尝试中，出现“认知理性”这个更一般化的概念。Boudon(1998)［181］较早使用认知理性概念，他主要从社会学视角进行讨论，尝试调和韦伯(2004)［182］指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冲突问题。黄凯南(2008［116］，2010［183］)提出以“认知理性”概念来调和演化和建构的范式冲突，认为“所谓的建构理性是认知进化到某种程度的产物，即随着认知的进化……理性也逐渐从演化转变为建构，个体行为也从无意识的规则遵循转变为有意识的理性算计”，“个体与制度构成了经济研究的二重本体”，并用“主观博弈论”来解释制度内生演化;他还区分了无意识学习、基于惯例的学习(弱意识)和信念学习(强意识)，由此说明认知进化。然而，无意识学习类似动物本能，基于惯例的学习是个“试错”过程，信念学习开始体现主观倾向的影响，但未体现人的能动创造，其实仍未超出“混合策略”范畴。并且，认知理性概念未清晰表达各意识层级究竟是一种状态性存在，还是一种结构性存在。主观博弈论则是基于相对固定的技术环境，不能说明技术的内生演化(黄凯南，2010)［183］，以及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演化。

综上可见，如果不能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入了解，不能对“理性”、自由意识等方面有个更清楚的交代，经济学就仍是一种简约化，并也可能失去整合各学派的希望。经济学新范式要获得更强的统合能力，还需要更多的启示和更具开创性。杨建飞(2004)［184］提出“经济学范式革命在方法论上的一种模式和假说，应在哲学本体论的启蒙、经济学问题与实施的选择、数学工具的建构、范式革命‘硬核’(基本假设)觉悟和识别等环节基础上完成”。这一观念无疑是可资借鉴的，哲学本体论或许正是一切的关键，其核心是基本的心物问题。那么，这就要更深入地借鉴心理学、物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当代成就，从其最前沿研究成果中寻找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