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至今存在的最严重的缺陷之一，便是尚未在理论上根据现实的经济关系，实证性地确认社会主义各行为主体的特殊的多元而统一的实际行为目标。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在所谓“同志式协作”和“利益一致”的前提假定下，各行为主体的目标纯而又纯；即使承认存在某些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也并不会有碍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运行，并且迄今既不认真研究它们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们如何以特定方式相结合决定着经济行为，事实上也从未将其实证性地引入经济目标与手段的分析。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所以迄今还不能成为严谨的分析科学，在许多方面不能得出确定的结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实证性地为各经济行为主体建立起最大化行为的目标函数。
这里自然无法对此详加探讨，但是，将本书研究的各种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的问题相对照，可以简要地指出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行为时应该注意到的几个疑难问题。
1.实证性分析问题。此处所研究的，不是人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最大化目标问题，而是他们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下，事实上在以什么为其行为目标的问题。因此，必须进行实证分析，确认出人们的目标函数，首先是理论实证（possitive Analysis），然后是经验实证（emperical Analysis）（后者是指用经验事实对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在这里，任何理想主义的或先验主义的空谈都无济于事；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先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都必须抛弃。
2.目标多元性问题。由现实经济关系所决定，社会主义的经济行为主体，往往具有多重的行为目标。比如社会主义企业，过去面临八大经济考核指标，尽管这八大指标的实际重要性并不相同，软硬程度不一，但至少有两项（比如产量和利润）以上是必须同时考虑的；此外，还可能有企业自己的小算盘等等。不仅如此，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不同的目标之间，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构成“两难目标”。因此，在理论上就必须：（1）研究各种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2）研究人们在现实中是如何将不同的目标进行比较，换算成统一的单位，按照最大化原则作出决策，并将这种方法概括出来，上升到理论，形成适合于不同行为主体的不同的多元目标函数。
3.非经济目标问题。由现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有相当一部分是非经济的；也就是说，既不是物质享受，也不能用货币价值尺度进行衡量比较。这一方面是由于商品货币经济尚不发达；另一方面，特别是由于在目前情况下，经济决策与政治决策往往总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政治的目标和考虑（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对经济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为行为主体确定最大化目标时，就面临一个如何将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以某种特殊的、抽象的尺度相互比较，相互通约，相互换算，构成统一的目标函数的问题。
【注释】
[1]这种观点最早的阐述者是兰格1935年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经济学》。
[2]新古典主义研究对象的定义，可以萨缪尔森所称的目前“经济学家们同意的……一般定义”为代表：“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作出选择，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它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Samuelson，1976：5）。
另一方面，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这个定义从形式上看与萨缪尔森的定义区别不大，但问题在于在理论分析中这一定义的实际所指。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定义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第3页）。后来，列宁的定义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列宁全集》，第3卷，第166页）。又说：“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没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列宁选集》，第2卷，第588—589页）。在后面研究其他问题时，本书还要涉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对象的定义。
[3]马克思曾说：“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第201页）
[4]列宁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列宁全集》，第3卷，第166页）。孤立的物质生产或者说从技术角度考察的物质生产，是工艺学的对象，但与物质需要相联系的物质生产，是经济学的特殊研究对象，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个别企业生产的技术问题，是工艺学的研究对象，而社会的物质生产（从而包括资源配置、生产比例等），是经济学的对象。
[5]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的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他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决定的作用。”（马克思，1972：《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00页）
[6]新古典主义理论喜欢荒岛上的鲁宾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符合它抽象地分析物质生产活动本身这一理论目的的要求。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大师罗宾斯指出：为了表明“选择规律的作用，由被隔绝的个人行为的推论可以最好地揭露这种规律的作用”（Robbins，1946：20），除了鲁宾孙以外，他们使用的经典例子有：“原始森林中的居民”，“岛上的居民”，“独自经营的庄稼人”（门格尔，1958：82、85、92、96），“一个人住在可以饮用的泉水旁边”，“沙漠中的旅行者”，“独居在原始森林中的农民”（庞巴维克，1964：153、170）等等。
[7]在此必须承认，某些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后凯恩斯主义者们，分析了各种不同的收入（工资和利润）以及它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同作用，因此他们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存在相同之处的。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先驱人物卡莱斯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取了很多重要的理论因素。而新凯恩斯主义与李嘉图主义的关系，也表明了这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某些共同的来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关系。
[8]某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往往犯有这样的毛病。
[9]这些问题将在后面的有关章节进一步讨论。
[10]这些问题将在后面的有关章节进一步讨论。
[11]这些问题将在后面的有关章节进一步讨论。
[12]某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干巴巴”地研究经济的本质关系，而不能说明经济现象，不能说明经济变量的决定及其相互关系，这种经济学还很难说是经济学。
[13]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曾较早地对经济学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学是一种科学，它把人的活动当作是目的和有各种各样用途的有限资料之间的关系来研究。”（Robbins，1932：16）O.兰格则曾对经济学与人类理性行为效果学（praxiology）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的分析，肯定了经济活动是人类在经济领域内、在一定的条件下力求达到最大目的的理性活动，同时批评了某些新古典主义者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看成是人类一切理性活动，从而将经济学混同于一般的人类行为效果学的倾向。但是，由于兰格过分地强调了目的和手段的可度量性和度量尺度的可统一性，或者说效率核算的现实可能性，从而将经济理性活动仅仅局限于谋取收入的活动，并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活动才有可能。这样，理解经济活动的理性特点，似乎是过于狭隘了（兰格，1987：第5、6章）。
[14]就人的经济活动的一般特征来说，其活动是否是合乎理性的？是否追求目标的最大化？行为理性（rationality）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无论在对经济现实的理解和说明上，还是在理论分析结构和分析方法的选择上，都极为重要：它往往成为不同理论发生分歧的出发点。也正因如此，经济行为的理性问题在经济学说史上历来存在争议，现在也经常被一再提起。为了不打断对本书主要论题的阐述，将在本章附录《有关最大化经济行为的几个问题》中表明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15]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说，上述关系表现得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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