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分析，使我们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横断面”——经济学的现实状态；一切历史的发展都已包含在今天的经济理论的现实状态之中了，在后面的分析中，将主要地以这个现实横断面为分析对象，发展过程将成为次要的因素，在许多地方将完全省略。
从以上对经济理论史的简单回顾和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界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1.由马克思、瓦尔拉斯和凯恩斯所创立的理论，至今仍是经济学中的三大主要理论体系；现存的各种流派，往往并不严格地存在于某一学说体系的界限之内，各种学说之间存在着某种交叉和融合（就个别经济学家来说就更是这样）；但是，当今存在的各种理论观点，大多都根源于这三大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新古典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则作为三大理论体系的当今代表而存在。人们经常指出的一点是，在当代，新古典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是较“成体系”的，而后凯恩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往往较为“零散”。但是，如果把新剑桥学派的一些理论，看成为是加到凯恩斯理论体系上的一些“新的发展”，把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为是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一些新的扩充，我们不仅仍可以看到三个理论体系的存在，而且这三种理论在基本体系和“新添内容”的关系方面，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一方面可以视为各种流派背后的三大基本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可视为是“凌驾于”各种“亚流”之上的三大“种属”。因此，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当代的经济学，就必须从根本上理解和掌握三大理论体系本身；把握了这三大理论体系，也就从根本上把握住了当代的经济学。
2.在今天研究三大理论体系，已不能仅仅研究马克思、瓦尔拉斯和凯恩斯等经济理论创始人在他们当时的条件和知识下所提出的理论本身，而是也要把后人的发展加进来一起进行分析；并充分利用当代人的研究成果，从当代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反过来进一步认识各个经济理论创始人的思想和方法。总之，我们研究的应该是“发展到今天”的理论整体，而不仅是创始人的经典论述。
本书对当代经济学状况的分析和对理论体系、流派的划分，与西方经济学界主流派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界目前对体系、流派的划分方式大致如下：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主义（包括“理性预期学派”），加上我们认为的“新古典化”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基本观点与新古典主义相同而又与凯恩斯主义使用大致相同的理论分析结构的货币主义学派；非主流经济学，即后凯恩斯主义学派、新马克思主义、新左派经济学、制度学派、现代奥国学派（新自由主义）等等。而本书的划分方法是三个主要理论体系：（1）新古典主义——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主流经济学”全部；（2）凯恩斯主义——凯恩斯本人的基本理论观点和后凯恩斯主义学派；（3）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其他不构成理论体系的流派是制度学派、新左派经济学、奥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等等。
这里所使用的“体系”这一概念，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paradigm）有相似之处。库恩对“范式”的定义是：“它是建立在一种或若干前人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理论体系；这些科学成就是一定时期内作为某一特殊的科学团体所共有的知识，它提供着进一步研究的知识基础”（Kuhn，1962：10）。这种范式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它是一整套独特的基本前提假设、概念体系和理论方法，具有足够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论家们“用来解释各种理论问题”（Backhouse，1985：3），不同的范式意味着不同的前提假设、概念体系和理论方法；第二，它能持久地吸引着相当一批理论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不过，库恩的“范式”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模糊不清的认识，最主要的是“容量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不存在任何一套理论，可以被用来说明当时人们遇到的学科中的“各种”问题；但也可能同时存在着若干理论，都可被用来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学科中的“各种”问题。
本书采用理论“体系”及“流派”的概念，也可以说是对“范式”概念作进一步的限定：一种理论体系，是一套独特的基本假设、概念和方法，它能对一定时期内学科中各种主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并能解释一些其他体系（如果存在的话）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流派”与“体系”的差别不在于信奉者多少，而在于其理论容量的大小；一个流派的理论，往往只能对一部分主要理论问题作出独特的解释，某一流派可以根据其主要特征从属于某一体系，也可以不同程度地相对独立于任何体系。
本书将仅限于对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对其他一些独立于各体系的流派则一般不予涉及。
以下3章，将分别对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作简要的分析。考虑到本书将首先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较为熟悉的读者，因此，将先分析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而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放在最后，这也许能便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更进一步的认识。
【注释】
[1]经济学说史的另一个分期方法，是从A.斯密始到J.S.穆勒终，为“古典时期”（Schumpeter，1954：754）。
[2]括号中的年份，是指该经济学家代表作的出版年份。下同。
[3]劳埃德、朗菲尔德、西尼尔和戈森、杜普伊、詹宁斯被后人称为在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同时发现边际效用时的另外两个“经济学家三人小组”（Blaug，1985：7）。
[4]杰文斯在1862年，瓦尔拉斯在1870年，已经发表了他们的一些基本观点。
[5]有人曾指出，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比边际主义更容易输出”。
[6]“新古典主义”这个词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它最初指的是马歇尔将边际效用论与古典理论中用“生产成本”解释价格的理论综合在一起的做法，以及他对经济学发展连续性的强调。瓦尔拉斯在他的《理论经济学要义》中，是以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出现的，但他已经使用了“生产性服务”一类的概念并将其纳入一般“生产均衡”的体系，并且在他的对一般均衡体系的“理论解”（不是单纯的“数学解”）即“搜索过程”（tatonnement）的论证中，较为详细地考察了经济如何通过短期调整达到长期均衡的过程，虽然还不如后来马歇尔、希克斯的分析那样精细，但事实上已经提出了新古典理论的各种基本要素。不过，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瓦尔拉斯的这种创始人的地位，是很久以后才被人们认识到的。
[7]以马歇尔、庇古等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也被称为“新古典学派”。
[8]有的人认为垄断竞争理论是反新古典主义的（米列伊科夫斯基等：《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5页）。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9]当时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著作还没有英译本。
[10]现在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所谓“凯恩斯革命”，并不是仅仅由凯恩斯一个人的作为构成的，瑞典学派的米尔达尔和波兰的卡莱斯基，同样被认为是同时对这一“革命”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不过是“最雄辩和最著名”的代表（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82：62—63）。
[11]关于经济学“危机”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危机”是公认的，但是否将19世纪中叶的情况称作“危机”，并不一定所有经济学家都会同意。此外，在西方，有的人还认为目前经济学也处于危机之中（J.Robinson，1972）。
[12]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近些年东欧国家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明显地吸取了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各种体系的一些理论要素。
[13]这样一种定义“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并不一定被所有的经济学家所接受。例如在美国，有人仍认为只有“后凯恩斯主流派”或新古典综合派，才构成了经济学的主流派（Samuelson，1976）。
[14]在目前流行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经济总量模型的第一个方程，一般都使用y＝m＋p＋v（对数形式，表示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连IS-LM模型中的y＝c（y）＋i（r）都很少使用了。这表明了货币主义被广泛接受的程度。
[15]货币量与实物经济的水平和价格总水平关系，事实上构成了凯恩斯以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马歇尔、费舍尔和维克赛尔的理论是其主要代表），而其特点就是强调货币量变动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例如，在凯恩斯的《通论》问世之前，芝加哥大学的H.C.西蒙斯依据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用货币量变动和工会作用解释经济循环的理论（Simons，1934）。
[16]一般认为这是继马克思之后由卡莱斯基进一步所阐发的一个命题（Kalecki，1943：232—330）。
[17]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某些作家，本身并不一定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处的D.高登），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的一些论文却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常引用的文献，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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