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讨论的价格控制模型旨在用投入品在两部门间的转移来解释传统国有部门的生产在局部改革中可能出现的衰退。它强调，由于局部的价格控制依然存在于国有部门，使得国有生产者在改革中不断丧失一些重要的投入品，而又由于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结果部分投入品向非国有部门的流失将导致国有部门的生产陷入困境。这个模型所依赖的基本假定除了投入品的互补性假定之外，还隐含了这样的假定：
1.改革前，作为投入品购买者的国有企业严重依赖于作为投入品生产者的国有企业，两者的这种单方面依赖关系反映了在计划体制时期缺乏市场协调的交易关系的特征。[9]
2.改革后，一些投入品的生产者或供应商面临了更多的市场机会，它们对保持原有的与传统国有购买者之间的供求关系可能不再感兴趣，其供给行为的利润导向更趋显现化。
3.改革初期，一些重要投入品的国有生产者或国有供应商并没有受到来自非国有部门的严重竞争，换句话说，在过渡初期，原材料的生产与供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卖方市场”的结构。
除了这些隐含假定之外，模型的最关键假定是关于价格控制的约束。按照摩菲等人的说法，国有企业作为购买者在其支付能力方面面临比私人购买者更大的约束这个假定是模型的实质所在（Murphy et al.，1992：893）。然而，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在他的相关研究中却认为这个假定是无关紧要的（Blanchard，1996）。[10]在经济改革开始以后，价格控制可能会不同程度地放松，但问题是，对于国有生产者来说，可能并不知道在改革过程中哪些供应商面临更多的市场机会，而哪些供应商并非如此。因此，布兰查德认为，我们即使不再假定价格控制的存在，只要考虑到在改革中国有生产者对于投入品供应商是否愿意继续向它提供投入品的信息不完全知道，仍然可以得到摩菲等人的结论。下面我们就简单地讨论一下布兰查德的信息不确定模型。
首先，我们假定一家国有企业在生产中需要两种投入品，每种投入品分别由各自的国有生产者或供应者提供。生产函数设定为列昂惕夫式的，即投入品之间保持固定的比例。因此，如果两种投入品都能得到满足，生产就能正常进行，假定这时候生产的产出为1个单位；如果有一种投入品短缺，生产就将停顿，产出为0：
其次，假定投入品的生产者或供应商面临着市场机会，因而其生产或供应的投入品有一个保留价格，令它等于c，c∈［0，
］。这里我们可以将c视为私人部门的生产。假定c的分布为已知，但c的实现是投入品的生产者或供应商的私人信息，也就是说，投入品的原有生产者（国有企业）或国有供应商是否愿意继续为原有的国有生产者提供投入品是不确定的信息。
第三，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向每个投入品的生产者或供应商支付一个价格p。为简单起见，假定国有企业向每一位投入品的生产者都支付价格p，然后每位供应商决定是否愿意向国有企业提供各自的投入品。对国有企业来说，生产的正常进行要求每一位投入品的供应商都能接受这个价格p，因而愿意提供投入品，其利润为产出减去成本之余额，即（1-2p）。[11]
这个利润最大化的条件非常重要。它表明，国有企业不可能支付超出保留价格最大值
的购买价格。如果最大的保留价格超出了1/3，那么国有企业只可能支付1/3。这说明，国有企业在支付投入品价格方面仍然面临一个硬约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摩菲等人的模型相比，在布兰查德的模型里，价格约束不是来自企业外部而是来自企业内部，不是受制于政府的价格控制，而是受制于利润最大化。
现在，我们把（5.2）式所表示的产出轨迹画在图5.4上。图中的横轴为最大保留价格
的变化，纵轴表示预期的产出量。其中，来自国有部门的预期产出将随着
大于1/3而以更快的速率减少，而私人部门的预期产出则随着
大于1/3而增长。只有
的增加充分地大（这表明该过渡经济已成为市场经济），来自私人部门的预期产出方可能取得绝对的份额，否则，国有部门的产出下降将足够地快，以致总产出在过渡时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滑坡。当然，我们很容易看出，布兰查德的这个简单模型还可以推广到n个供应商的情形。n越大，国有部门的生产滑坡就会越剧烈，因此过渡初期总产出的下降程度就越大。
图5.4 过渡中的“J”形总产出曲线
与摩菲等人的供给流失模型相比，布兰查德的这个模型放松了关于价格控制的假设条件。从我们前面的分析可知，摩菲等人的模型揭示的是，如果国有部门仍在价格控制下继续经营，那么非国有部门的兴起将会引起总产出的下降；而布兰查德的模型则表明，即使国有企业不受价格控制的制约而可以自由选择价格，总产出也会下降。[12]如果说摩菲等人的模型当中最关键的假定是价格控制对国有部门的制约的话，那么布兰查德的模型中最关键的假定则是国有生产者与投入品的提供者之间合作关系的不确定性。当经济改革为投入品的供应者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时，布兰查德的这个假定则意味着，国有生产者与投入品的供应商之间原有的双边关系就会变得十分脆弱，不再可靠。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布兰查德的这个模型舍弃掉了一些十分有意义的细节，并未考虑双轨制中的一些具体特征，结果，所考察的问题成了一个过于一般的问题。它自然让我们质问，由投入品提供者与下游生产者之间的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这个产出下降的结论难道对于私人部门的生产者不同样适用吗？对于私人部门的生产者来说，当它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投入品供应关系时，利润最大化的条件（5.1）也仍然成立，而如果这个最大化条件成立，那么私人生产者在出价方面也将受制于1/3这个硬约束，并且这个硬约束同样也根源于它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因为外部的价格控制。由于布兰查德的模型并没有对国有部门与私人部门作出界定，而只是先验地把国有部门作为分析的起点，因此，布兰查德的模型实际上并没有理由把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区别开来，两者完全是可以互换的。既然他的模型没有理由把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区别开来，那么在这个模型里非国有部门的生产能否迅速增长（如图5.4）就大成问题了。如果国有企业在改革中会面临投入品供给方面的不确定性关系的话，那么私人部门也将同样面临这个不确定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兰查德的模型显然丢掉了一些最根本的细节内容，大大影响了其结论的可信性。
进一步来说，布兰查德的模型也没有考虑更多更有意义的情况，虽然这并不是责备其模型的主要理由。这里提出这些“更多的情况”是想说明，布兰查德的模型可能过于一般化因而无法捕捉经济改革中的许多重要特征。例如，关于在国有部门继续执行计划配额的经验并没有被考虑到。配额约束的存在对于维持国有部门生产的平稳过渡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改革策略，配额的使用也是减轻生产者与投入品的提供者之间不确定关系之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另外，在维持生产者与投入品的提供者之间原有的双边合作关系方面，非价格支付制度的存在，如贿赂，也许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所有这些情况都未能在布兰查德的分析中被考虑到模型中来。接下来，我们就转入讨论这些被忽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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