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经典内涵

全球城市内涵类同的还有世界城市，有必要加以并行考察。其中，世界城市概念相对全球城市概念提出要早。据考证，“世界城市（world city）”一词由Geddes 于1915年首次提出（Johnston，et al.，1994）。1966年，Hall在其《世界城市》一书中，把伦敦、巴黎、荷兰兰斯塔德（Ranstad-Holland）、莱茵鲁尔（Rhine-Ruhr）、莫斯科、纽约、东京等城市称为世界城市，并首次进行比较研究，为城市研究赋予有益的思路——世界视觉（Forbes，1967）。而“全球城市”一词在文献中的使用可追索到1977年，Heenan曾发表以《明天的全球城市》为题的论文，并探讨有关问题。

然而，正如Friedmann和Wolff（1982）所指出的，之前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研究，除了Cohen（1981）的研究以外，均没能从概念到方法上进行他们论文意义上的世界城市研究。他们指出，Hall的研究仅限于主要大都市的物质特点（physical characteristics），关注的是其规模。从这种意义上说，之前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的内涵界定不够“学术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Cohen（1981）及Friedmann和Wolff（1982）为始，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的探讨跨入实证性（empirical）、指标化、等级划分研究时代，并以Friedmann和Sassen的研究为其典型。由此，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具有了更加明晰的界定。

作为定量化探讨全球城市研究首例，Cohen（1981）设立“跨国化指数（multinational index）”和“跨国金融指数（multinational banking index）”考察20世纪70年代的城市，认为纽约、东京和伦敦属于第一等级，大阪、莱茵鲁尔、芝加哥、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属于第二等级。在此，跨国化指数为某一城市所具有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前者）的国外销售额占世界所有《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后者）国外销售额的比重与前者总销售额占后者总销售额的比重之比；跨国金融指数为某一城市所具有的全球最大的300家银行的国外存款与其国内存款之比。可见Cohen的全球城市内涵是大型跨国公司乃至大型金融公司的主要集聚地。

Friedmann（1986）在其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一文中，根据主要金融中心、跨国企业总部、国际性机构、商业部门的增速、重要制造业中心、主要交通枢纽、人口规模等7种指标，划分核心国和半边缘国地区^[2]所在一级和二级世界城市，提出由此构成的世界城市等级结构和布局。后来，Friedmann（1995）又根据城市的经济控制能力和所联系的经济和社会上的影响区域范围等因素，将世界城市系统中的城市等级重新划分为四个层次：全球金融结点城市、多国结点城市、重要的全国结点城市，以及次国家/区域结点城市。其中，纳入全球金融结点城市的为伦敦、纽约和东京，纳入多国结点城市的为迈阿密、洛杉矶、法兰克福和新加坡。

Sassen（2001）则在其《全球城市》经典研究中，认为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和巴黎为全球城市，并主要围绕前三者实证性探讨全球城市的特点和作用。例如，作为全球城市的特征性功能，除了悠久的国际贸易和银行业中心以外，强调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点、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集聚地、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究开发基地、作为一个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场所等四大功能。

从既有研究来看，首先，不论是全球城市还是世界城市，均以经济领域的全球（世界）性控制和服务中心为主要内涵。在这种意义上，尤其是结合Friedmann特别强调的世界城市所应具有的素质即对国际和区域性资本的控制能力之判断，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的主要内涵是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心。控制和服务的媒介物是（经济）资源，控制和服务的实质就是资源配置。

其次，经典意义上的全球（世界）性控制和服务中心实质为控制和服务潜力中心或潜能中心。控制和服务中心意味着对其他城市的控制和服务能力。但是，既有研究主要是依据属性数据识别和划分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即根据城市所具有的有关要素即属性数据的规模大小来研判的，体现的是有关要素的拥有量水平。尽管具有这种内在潜力或潜能的城市往往又是现实中的控制和服务中心，但是从机理上讲，还是有实质性区别的。从逻辑上讲，潜力或潜能中心并非一定就是控制和服务中心。北京可作为其例，现在北京具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和多个规模为世界顶级的银行，潜力巨大，但是其在现实世界经济中的控制和服务作用还远未与其潜力相匹配。

最后，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两者内涵类同。Sassen（2006）曾指出，与强调控制和协调中心的世界城市研究相比，全球城市研究只是追加强调两项功能，一是金融和专业服务（specialized services）等后工业时代主导产业基地，二是世界各国的公司和政府能够购买金融工具（financial instruments）和专业服务的跨国交易市场。在学界不乏把两者类同看待的情况，如Smith（2003）在世界城市体系网络的研究中，Olds和Yeung（2004）在全球城市形成的研究中，对两者均不予区分，并且专门为此附尾注说明理由。